AI +中国出版“走出去”:方法、价值与启示
发布时间:2018/12/6 10:29:44 浏览次数: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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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添加了新的动力。在技术驱动下,“AI+选题决策”“AI+文本翻译”“AI+形式设计”等均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开拓了更多路径。出版主体要树立自觉意识,主动推动中华文化世界共享,在积极转变中国“走出去”观念和多方位加强人才培养的同时,坚守文化本位,促进中国出版既“走出去”又“走进去”。
  关键词:中国出版 “走出去” 出版主体 人工智能 大数据
  中图分类号::G239.2


  出版“走出去”战略是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提高我国文化开放水平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我国由出版大国转向出版强国的重要举措。我国出版“走出去”战略自2003年实施以来,政策逐渐完善,方法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模式渐次清晰,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日增。但是,国际出版物市场风云变幻,读者阅读需求不断变化,我国对外出版翻译水平难以完全突破瓶颈,出版物内容在输入国遭遇水土不服,等等,都是阻碍我国出版“走出去”取得更好成绩的重要原因,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随着数字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步成熟,出版分众化趋势更加明显,掌握技术者得市场,得“人心”者得收益,出版处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发展节点上。结合新的科技发展语境,重思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内在机理与外在动力,笔者以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借力人工智能将大有可为。

一、技术驱动:人工智能助力中国出版“走出去”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是计算机学科的重要分支,是一系列旨在提高计算机协助人类智能处理复杂、重复工作能力的方法的总称。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2016年,随着谷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Go Lee”强势战胜世界冠军李世石,人工智能再次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与热议,各行各业纷纷掀起人工智能研究浪潮,出版领域也未能避开智能化洪流的席卷,“人工智能+出版”成为热点议题。针对中国出版“走出去”如何搭乘人工智能快车以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笔者且论其三。
(一)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AI+选题决策”
  选题策划是出版活动的重要环节,最能体现编辑主体的智慧与创造性。以往的选题策划依赖于编辑的前期观察与调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搜索、收集相关信息,再凭借思维手段,通过自己所积累的经验与认知对信息堆进行筛选,找出有价值的出版线索。选题成功与否取决于编辑主体的创意高下、所收集信息样本的大小以及编辑分析筛选准确与否。这样的选题方式耗时长、能耗大且效率低,对信息的使用与分析并非全面和充分。而这正是人工智能的优势所在。
  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是计算力、大数据和算法,这也是出版活动中选题策划的关键。作为“AI+选题决策”的主要作用方法,大数据分析(BDA)能对海量类型多样、快速增长、内容真实的数据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可以帮助决策的隐藏模式、未知的相关关系以及其他有用信息。[1]这一分析方法的实现途径与能力,得益于现今机器学习的进化为其提供足够智能的算法,也得益于云计算尤其是量子计算的不断突破所带来的超强计算力。大数据分析方法给出版主体的精准选题、精准预测提供了现实路径,而当下呈指数级的数据增长速度,空前庞大的数据体量,都如同空气般存在于我们周围。随着互联网络的发展与普及、数字出版技术的进步,与出版相关的大量数据如图书信息、作者信息、读者信息、评论信息等,都为出版选题策划的大数据分析提供了最广泛可靠的数据基础。同时,人工智能还能及时感应时代热点,实时监测互联网上的热门事件、热点话题等信息,并能自主分析,进而生成分析报告提供给出版主体进行决策。与传统的前期调查抽样样本的片面性相比,大数据更具整体性,对于出版主体的选题策划所起的作用更大、更有效。
  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中国“走出去”的出版物选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一是有一定国际影响力、有普遍适用的文化价值的经典图书;二是能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担当的优秀出版物;三是纯粹针对海外读者而创作的图书,如各种语言工具书、辞典、中国旅游图书等。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选题,既要着重立足于本土文化,又不可忽略世界文化,在加大策划中国传统文化选题时,对其他类型题材也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和组装,丰富输出选题的多样性。[2]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读者的阅读爱好与真实需求,出版主体可以向“今日头条”“一点资讯”等信息聚合类平台取经。“今日头条”的个性化信息推荐功能正是基于大数据分析与算法推荐的强大组合得以实现,这种模式是可以在优化的基础上进行复制的。以往对海外读者的调查很难面面俱到,但在大数据与智能算法的协助下,实现这一目标已非难事。运用智能化分析手段对海外市场的读者需求情况进行实时监测,掌握海外出版物市场信息、读者信息,及时把握新动向以便调整出版计划等,都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有效举措。如此,对内可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实现出版的国际化并获得盈利;对外能满足海外读者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现实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二)基于神经网络技术的“AI+文本翻译”
  机器翻译(Machine Translation)是利用计算机把一种自然语言转变成另一种自然语言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是继以实例为基础机器翻译和以语料库为基础机器翻译之后的又一创新。
  神经网络是由大量处理单元即神经元互连而成的网络,用于模拟人类大脑的某些机理与机制,从而实现某些方面的功能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软件“通过借助海量计算机模拟的神经元,模拟人脑‘理解语言,生成译文’”[3]。在实际应用方面,Google旗下的互联网机器翻译能支持一百多种语言的互译,其翻译语言的流畅性与准确性逐年提高。此外,微软、必应、百度、搜狗等互联网公司也都推出了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产品。
  对于文本翻译的要求,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有过精辟总结——信、达、雅。他说:“求其信已大难矣。”人工翻译要做到“信”都十分不易,而如今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翻译已初步达到“信”的程度。国务院于2017年7月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提出要重点突破自然语言的语法逻辑、字符概念表征和深度语义分析的核心技术,推进人类与机器的有效沟通和自由交互,实现多风格多语言多领域的自然语言智能理解和自动生成,并且明确要求研究机器翻译等智能系统解决方案。这给机器翻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政策指引与条件。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关键之一在于同输入国之间语言鸿沟的跨越,必须以文化输入国的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以其读者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以及中国现在的国家形态,以便消除这些国家的读者在内容理解层面上的“差异性”;[4]必须着力构建中国文化、世界语言、国际表达的对外话语体系,[5]也就必须着力解决翻译的难题。2011年中华书局将《于丹〈论语〉心得》翻译成英文对外发行,收效良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能以海外读者所习惯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将书本内容讲好。然而能做到既懂输入国语言表达习惯与文化特点,又精通中国文化与传播渠道的翻译人才实在不多,翻译问题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不过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再次兴起与快速发展,给这一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曙光,人机协同的翻译机制有望突破对外文本翻译的瓶颈。借助机器翻译可将对外出版的读物翻译成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再由人工翻译对照原著内容进行审核完善,事半功倍。
(三)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AI+形式设计”
  从2016年“AlphaGo Lee”战胜李世石,到2017年“AlphaGo Master”横扫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再到强化版的“AlphaGo Zero”以100:0的比分碾压前辈“AlphaGo Master”,展现的是一条逐步发展与强大的机器学习之路。在现有的“人工智能+新闻出版”工作模式中,基于简单的机器学习方法,人工智能可以完成一些简单且有规律可循的文本写作,如财经新闻、体育新闻等,可以对文稿进行智能检测与查重,能根据“经验”检查文本中存在的错别字、语法逻辑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或直接进行改正。而在编辑加工环节中,最能体现编辑创意的图书形式设计工作,对人工智能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不过随着深度学习技术在近几年取得的进展,这一工作也将逐步实现智能化。
  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神经网络形式,作用于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视觉等方面。深度学习非常像人的学习过程,必须一层一层地抽象才能理解更深的概念。[6]深度学习在计算机视觉方面能做到图像分类、物体检测、视频分析等,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能实现阅读理解、文本分类、机器翻译等功能。人工智能为图像配文字、自主创作乐曲等都是在深度学习技术支持下完成的。另外,随着深度学习技术的继续发展,根据文本内容生成图像甚至是视频进而制作出版AR/VR图书,既能丰富图书的表现形式与出版手段,又能带给读者浸入式阅读体验。特别是对中国原创童书的对外输出来说,形式越优美,阅读体验越好,越能吸引读者,市场空间越大。
  我国大部分外向书都是在已出版的图书中选择一些适合的进行版权输出,但开本、篇幅和装帧设计等大多沿用原有形式。即便内容很有影响力,但原有形式难以满足输入国读者的审美要求与阅读习惯,形成传授隔膜和销路不畅。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支持下,外向书的形式设计可由智能机器协同人工完成。这样将大大减轻编辑的工作量,又能精准把握读者对图书形式的喜好,更有针对性地促进中国出版“走出去”,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二、美美与共:自觉推动中华文化世界共享

  费孝通先生针对如何处理不同文化的关系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意味深长,影响深远。我国实施出版“走出去”战略就是为了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与世界共享中华优秀文化,将文化的牵引力和亲和力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主体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缔构者,是推动文化“走出去”的先锋力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出版业带来的便利将越来越多,更要自觉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做好中国文化同世界沟通的桥梁和纽带。
(一)积极转变“走出去”观念
  经过十多年探索,中国出版“走出去”已形成图书走出去、版权走出去、实体走出去齐头并进的局面。“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中国书架”“丝路书香”等资助项目切实推动了出版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步伐。截至2017年,我国新闻出版企业在海外设立各类分支机构450多家,与70多个国家的几千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本土化步伐逐步加快,有些合作已初见成效。[7]长期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更多的是体现国家意志与愿望,为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传播话语权建设而开展,无需过多考虑经济效益,出版主体处于战略执行者的地位,自觉性和参与度不够。立足新时代,放眼大未来,出版主体要依据自身实力,变被动为主动,积极适应和把握新技术带来的新发展新机遇,让中国出版“走出去”从“政策依赖型”向“内容主导型”转变。
  要主动借力新技术,以满足国外读者的合理阅读诉求为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物市场预测、读者阅读需求实时监测、读者阅读反馈即时分析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巨大,而要使其真正为中国出版“走出去”所用,技术落地是关键。需要出版主体主动出击,与相关技术开发商建立合作关系,让人工智能技术在出版物选题策划等方面的功能从理想构思走向落地实施,更好地了解海外读者对中国文化的阅读需求与心理,更积极主动、切实可行地推动中国文化世界共享。
  要致力于打造自己“出去讲”与吸引人“过来听”相结合的传输模式。既鼓励有条件的出版机构继续到海外建立分社或编辑部,以海外站点为讲台努力“讲好”中国故事;又通过讲“好的中国故事”,发挥自身文化魅力与政策优惠合力,吸引国外出版机构来华建立其中国图书编辑室,或与中国出版机构合作共同开发中国读物选题、编译出版图书、推介中国文化。
(二)多方位加强人才培养
  人才兴事业兴,内容强出版强。即使人工智能技术能准确分析海外市场需求甚至实现精准发行,但最终仍然需要人去进行版权贸易。聂震宁指出,当前中国文学出版“走出去”最大的障碍是中介,其核心问题是缺少一支高水平的出版经纪人队伍。[8]从世界各国的历史实践来看,在促进本国图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出版经纪人发挥了无以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然而在我国现有500多家出版社中,不少联系版权等事宜仍由编辑本人操作或由总编办代为处理,[9]出版经纪人的地位与作用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因此,要更好地推动中国图书、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必须有计划地加强对出版经纪人、版权代理人等贸易人才的培养,组建一支自身素质过硬、外语水平够高、没有文化传播障碍和市场盲点的专业贸易人才队伍。
  重视“贸易人才”培养的同时,也要注重“内容人才”培养。既要培养一支有学识、有跨文化写作能力的跨文化作者与高水平翻译人才队伍,又要培养有素养、有理想、有相当语言文化背景且深谙编辑技能的跨文化编辑。解决对外翻译人才问题,可以借力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就目前科技发展语境来看,未来绝大多数工作模式可以是人机协同,未来人才培养之道也应是科技与人才同步发展,既要让专业人才培养紧随科技发展步伐,合理、充分利用科技发展成果,又要为更好地配合专业人才而促进科技的优化更新。
(三)始终坚守文化本位
  出版“走出去”的核心应当也必当是文化“走出去”,必须坚守文化本位,其要义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树立、文化自觉的培养、文化使命的担当与文化传承传播义务的履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0]还曾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形于中”而“发于外”,切实把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搞好。所以,站在新时代的发展起点上,实施出版“走出去”要注重“内外兼修”,要先在国内“站稳脚”,再向国外“伸脚”。
  出版既是国家文化建设的排头兵,又是经济建设的分阵地,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基本原则。社交网络的迅速普及与各平台间的流量之争滋生了“标题党”,智能推送的发展将读者送进了“信息茧房”,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国出版“走出去”借力人工智能虽为出版主体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帮助,但也可能带来一定的危机——以平庸化取媚、降格以求、歪曲甚至诋毁中国优秀文化等方式一味满足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与需求。故此,出版主体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头脑,善于利用技术之便而始终不忘文化之本。

三、结语

  实施中国出版“走出去”战略是一个永恒话题,也是学界、业界持续关注的对象。随着中国话语在国际社会的逐渐响亮,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腾飞,数字出版技术、数字阅读方式的全面普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建立,出版“走出去”的方式将更为多元多途多样,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空间将更加广阔无垠。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为出版行业的融合发展所带来的便利与前景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技术的本质,追寻价值理性。优秀的中华文化源自中国,属于世界。出版主体要坚定文化自信,时刻关注外部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追求创新发展、融合发展。无论中国“走出去”的路径如何变化,无论出版科技如何发展,始终不变的是文化的本质与对文化本质的追求。
参考文献
[1]李广健,化柏林. 大数据分析与情报分析关系辨析[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
[2]刘樟民. 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编辑的角色思考[J]. 编辑学刊,2017(2).
[3]张力平. 人工智能翻译让你更懂世界[N]. 人民邮电,2016-08-11.
[4]姚宝权.“一带一路”视域下出版走出去的问题、优势与路径选择[J]. 中国出版,2015(9).
[5]张纪臣. 走进去:中国出版走出去新篇章[J]. 中国出版,2017(7).
[6]舒跃育,刘红梅. 深度学习推进人工智能变革[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2-06.
[7]何明星. 2017年,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时代[J]. 出版广角,2018(2).
[8]钟瑾. 出版经纪人:从助力图书出版到推动文化走出去[J]. 出版广角,2015(9).
[9]高建红. 中国图书“走出去”需要更多优秀的版权经理人[J]. 出版广角,2016(9).
[10]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4.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WE9y5K-59A1qSdChdc1A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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