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实务|论区块链技术对于数字版权治理的价值与风险
发布时间:7/18/2019 10:22:56 AM 浏览次数: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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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区块链技术为代表的智能网络正逐步变革数字版权治理体系。针对数字版权领域存在授权许可难、侵权盗版多和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可行的技术治理方案。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公开透明和安全可信的特征可以简化许可交易程序,降低版权人交易成本和潜在维权成本,预防版权侵权行为。然而,技术架构风险及其对中心化社会体系和法律架构的冲击也为区块链技术发展敲响了警钟。
关键词  区块链;版权许可;版权保护
  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很少有人能够预见数字技术对于社会体系带来的冲击。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迅猛发展,相似剧本正在重演。目前,区块链技术已经风靡全球,英国、俄罗斯、美国等多个发达国家政府都开始关注和重视区块链技术,我国也在十九大之后开始重新认识区块链技术。[1]
  现阶段,区块链技术主要定位于金融领域,其在版权许可和保护中的技术应用并没有得到广泛关注。事实上,区块链技术的意义绝不仅限于比特币交易,其去中心化、安全可信的特点在数字版权许可和保护领域同样具有巨大的技术价值。现实生活中的版权许可交易存在着交易成本高、授权许可难、侵权盗版多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区块链版权管理系统之下都可能实现跨越式的突破。“区块链+版权”概念将成为版权产业创新发展的新内核。
  当然,区块链技术改变的不仅仅是版权许可和保护方式,其对社会架构和法律体系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版权管理系统如何适应日益增长的数据存储需要,如何与中心化的社会政治环境相协调,如何应对现有成文法制规范,这些问题都留待解答。区块链技术为我们勾勒了知识社会信息分享的美好愿景,但其中的机遇和挑战无疑是值得研究探索之课题。

01 区块链的技术特征和价值功能

1.1  区块链概念
  区块链概念起源于“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在2008年发表的奠基性论文《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工信部指导发布的《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 (2016)》将区块链定义为“一种链式数据结构来验证与存储数据、利用分布式节点共识算法来生成和更新数据、利用密码学的方式保证数据传输和访问的安全、利用由自动化脚本代码组成的智能合约来编程和操作数据的全新的分布式基础架构与计算范式”。[2]简单地说,区块链就是“区块”(block)和“链”(chain),是所有区块按照时间节点连接在一起形成的链式数据结构。这种结构最大的意义在于摆脱中心化平台的控制,交易主体可以在无需建立信任关系的前提下完成交易,实现价值转移。
1.2  区块链的技术特征
  第一,去中心化。区块链存储数据时使用的点对点网络技术(peer-to-peer)没有中心服务器,所有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相等。与有中心服务器的现有网络系统不同,区块链技术将数据资 源分散在所有节点上,信息传输交易都可以直接在结点之间进行,无需中介服务器的介入,同时任一节点停止工作都不会影响系统整体的运作。需要注意的是,区块链去中心化实质上是“度”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不存在绝对中心化或者绝对非中心化。区块链技术在信息处理上采用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方式,但不意味着“去中心化”后区块链项目就不存在运营管理者。例如,以太坊、IBM和LINUX等区块链服务商仍然扮演着中心化管理者的角色。事实上,去中心化和中心化在不同场景下有机结合,才能发挥区块链技术的最大价值。
  第二,安全可信。区块链使用了“非对称加密”技术进行加密,同时借助分布式系统各节点的工作量证明等共识算法形成的强大算力来抵御外部攻击,从而保证区块链数据有较高的安全性。[3]
  第三,不可篡改。区块链上的数据一经添加,将永久保存,不能被任意篡改,数据真实性得到充分保障。由于每个区块的数据信息一致,所以篡改单个数据区块内容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如果要篡改区块链上的数据内容,必须直接控制系统中的大部分区块。①考虑遍布全球的计算机网络,这种控制机制在实践中几乎无法实现。
  第四,公开透明。区块链上的所有数据信息是公开的,信息数据会以广播的形式扩散到邻近的节点,邻近节点继续扩散,让所有节点可见,任何个体都可以通过点对点网络来使用这个数据库。

02 网络环境下版权许可和保护的困境

  尽管文化娱乐产品的流通传播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繁荣文化市场,但在实践业务中存在很多不可忽视的障碍。例如,高昂的交易成本、纷繁的交易对象都困扰着版权产业的参与者,这些问题最终演化为授权许可困难、侵权盗版泛滥和维权成本过高等现实问题。
2.1  授权许可困难
  理论上,按照科斯定律,人们可以通过特许或者交换他们的知识产权实现创新资源的高效流转。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自发的市场机制本身可以促成双方的自愿交易。但在实际生活中,忽略交易成本并不现实。由于知识产权无形性和差异性的特征,不存在同类型参照物品,直接许可的交易成本是让人们难以承受的。[4]可以想象,对于广大数字作品使用者而言,要寻找“真实”权利人并得到相应的授权许可非常困难。而对于试图建立跨境版权许可业务的权利人(如音乐作品的全球发行人),根据各国版权法架构设立许可协议并与潜在用户进行谈判,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了解决上述交易成本问题,在版权领域,集体管理组织开始崛起。集体管理组织提供中心化的解决方案,依赖于公司组织或者政府信用作为背书,提供“一揽子”许可方案,解决海量作品的授权许可问题。例如,在中国,音著协、音集协等集体管理组织分别在各自领域开展授权许可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遗憾的是,集体管理组织一般只能将信用局限在国家和一定区域范围内,跨境数据流动和多领域的版权许可难以实现。
  除此之外,集体管理更大的问题在于信任。权利人对于集体管理机构缺乏足够的信赖基础,认为集体管理组织对于许可使用费分配不合理,不愿意将作品交由集体管理组织。②与此同时,我国立法机构和司法机关通过设置延伸管理制度、禁止著作权私人代理等手段增加集体管理组织的控制力,③维持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地位,加剧权利人与集体管理组织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熊琦教授所言,“我国集体管理制度并不起源于权利人的私人创制,而是回应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要求而进行的直接立法安排”,[5]政府主导的集体管理制度安排背离了维护作者合法收益的价值初衷,所以一直无法适应版权产业的市场发展和社会需求。随着网络版权产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新动能,我们需要一种更有效率的方法破 解授权许可难题,这种方法必须能够保障权利人的合理收益,同时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2.2  侵权盗版泛滥
  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于物理载体,作者很难实现对于数字作品的控制,而网络用户可以很轻松地通过计算机实现对作品的访问、复制和分享。而且数字形态的复制品几乎完美无缺,利用数字技术形成的复制品质量不会随着复制行为的增加而下降,这和传统纸质书、CD 和磁带的复制大相径庭。在数字化环境下,泛滥的网络盗版已经成为制约数字版权产业生态良性发展的阻碍。数据统计,2015年侵权盗版使得网络文学正版付费收入损失超过79.8亿元。[6]而根据 Digital TV Research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视频网站的访问量已超过1020亿,其中76%以上为访问非法在线流媒体网站,盗版对于全球文化娱乐产业的收入损失估计达到数十亿美元。然而,对于权利人而言,其很难了解盗版行为的发生。即使权利人事前知悉,面对泛滥的盗版行为,也难以采取有效的法律行动。
  当前,打击盗版主要是通过技术措施和行政执法。技术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盗版问题,但其并非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首先,设置技术措施增加了作品发行成本,对权利人造成额外负担。其次,技术措施的出现严重影响合理使用制度,普通用户访问作品的权利受到极大限制,这损害了版权法利益平衡的价值基础。[7]再次,技术措施本质上是一串保护数字化媒体内容的代码。就像其他任何代码一样,其不可避免地存在安全风险和技术漏洞。即使权利人投入大量成本布置技术措施,仍然可能被盗取和破解。此外,传统打击网络侵权盗版的行政执法活动虽然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效,④但是整体而言,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版权执法监管部门面对的是海量的网络用户侵权行为,需要不间断地进行版权监测,及时处理下架侵权链接,耗费大量的行政成本。更重要的是,对于大量具有时间敏感性的作品而言,行政执法的方式本质上是无效的。例如,新闻、体育赛事节目、热门电影等作品,当权利人发现网络上的侵权行为后向监管部门投诉举报,再等执法机关作出处理决定之后,损失实际上已经无可挽回。[8]毫无疑问,我们需要一套对权利人和用户更为友好、在技术层面更为便捷高效的盗版问题解决方案。
2.3  维权成本高昂
  数字作品本身具有无形性、独创性的特点,加之部分数字作品在完成之后并未履行版权确认工作,导致维权工作困难重重。即使权利人维权成功,其得到的损害赔偿很有可能不足以弥补其维权支出。这充分暴露版权人在维权问题上的两个现实障碍。
2.3.1  权属证明成本高
  《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 本法享有著作权。”版权自作品完成之日产生,而登记只是保护权利人利益的有效手段。然而,在侵权诉讼中,权利人必须履行作品权属举证责任,证明作者的身份和创作时间。大量司法实践证明,对于数字作品而言,如果没有著作权登记证书,维权作者的诉求很容易会受到对方当事人的反驳。[9]
  现有版权登记制度手续繁杂而且成本较高,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作品样本,填写作品申请书 和作品说明书,每件收费300—500元不等。事实上,著作权登记证明在著作权权属纠纷诉讼中的意义也非常有限,其只能证明登记之时申请人作品已经创作完成,并享有著作权这一事实,却不能确认作品的创作完成时间。故法院无法通过著作权登记程序判断在先作品或在后作品,权利人依旧需要对作品履行公证手续以说明其作品的创作进程,这进一步加剧了权利人的维权负担。
2.3.2  实际损失认定难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 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从法理上说,实际损失应当是损害赔偿认定的第一顺位,但实践中采用实际损失原则的案件并不多见,法定赔偿成为主要认定方式。例如,有学者统计北京法院2002—2013年著作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法定赔偿案件占比达98.2%,[10]而法定赔偿普遍判赔额约为1.5万元,低于同类作品的平均稿酬。[11]究其原因,仍然是权利人举证难度大,举证成本高。再以北京法院的数据统计为例,近98%的原告没有对被告侵权行为相关的事实进行举证,仅仅只有2%左右的原告提交了实际损失方面的证据。正如宋健法官所言,“损害赔偿规则的适用实际上取决于权利人在个案中的利益诉求,特别取决于证据能力。”[12]权利人在选择赔偿规则之时,必然会进行 成本收益分析,如果通过公证等方式确定实际损失或者违法所得(本来应当支付却未支付的许可费用)的举证成本太高,其必然会选择法定赔偿模式。因此,充分发挥版权产业市场价值,关键在于降低权利人在损害赔偿中的举证成本。

03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许可和保护领域的应用

  区块链技术给版权许可和保护提供发展契机,降低交易成本,维护交易安全,打击侵权盗版,勾勒出“区块链+版权”的新时代。不管是独立艺术创作者,传播媒介巨头,还是普通文化消费者,都将感受到区块链技术带来的价值传递方式的重大创新。
3.1  去中心化,降低交易成本
  版权作品传播流通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关键,激励文化工作者的创新活力,可以带动文化生产和消费。现阶段主流版权许可机制,是以中心化的集体管理制度为核心,然而其交易成本高,权利人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而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机制,为文化创作者提供另一种路径,其使用点对点网络技术直接链接交易双方,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推动版权流转。
  首先,区块链技术可以构建一个公开的分布式的版权系统,简化文化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的授权许可问题。通过构建分布式版权系统,而非传统版权代理或者集体管理模式,版权人可以在系统上自行发布和交易作品。例如,高质量内容创作者将小说文本注册到系统中,随后将发行权转让给出版社,或者将摄制权转让给电影公司,并在区块链上形成交易记录,全球范围内所有潜在的版权客户都可以通过系统及时了解到版权的流通信息。进一步而言,这种基于区块链的版权管理系统允许权利人为每个创意作品设定特定价格,配置单独许可条款,最大限度维护权利人的经济利益,保障原创文化创作的积极性。
  其次,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应用解决信任危机。区块链技术构建的共识机制,不再以集体管理组织、传播媒介的意志为转移,各个主体可以通过创建不可变的记录来解决版税分配不透明、不可信的问题。一旦版权作品记录在区块链上,参与者可以在作品生命周期内实现版权交易的全方位跟踪。对于每一项登记作品,平台通过侧链的方式详细记录用户每一次的浏览使用记录。而用户可以根据区块链上的信息自动向版权人支付版税,实现版权人收益和作品使用数量的挂钩。
  简言之,区块链技术将为数字文化产品的发行和传播提供新型渠道,为文化市场参与者提供更有效率的方案。
3.2  数字签名,打击侵权盗版
  盗版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版权产业的健康发展,而现行的技术措施和行政执法从成本收益角度来讲,并非是一个高效的方案。相反,区块链技术可以提高版权追踪效率,阻止网络盗版内容的发行和传播,将会成为破解盗版危机的灵丹妙药。区块链技术服务商可以通过为每个创意作品提供唯一的数字签名,并通过时间戳验证,以安全可信的方式永久保存版权数据信息。此外,版权人、发行人和经销商等版权产业链各个主体都可以通过区块链许可和交易作品,从而创建不可变的流通记录,以防止未经授权的传播。当网络中出现盗版作品时,区块链版权管理者可以直接向搜索引擎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发出信号,未经授权作品实现自动下架删除,形成专有的盗版侵权解决方案。相对于人工进行的“通知—删除”机制,区块链版权管理通过正版数字签名(私钥验证)更轻松地实现识别网络“盗版”和“正 版”,避免错杀的同时高效阻止侵权行为。此外,在版权产品跨境交易中,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签名还可以帮助海关监测盗版文化商品,如果在通关货物中未能监测到正版数字签名,海关可以立即判定该产品为盗版产品。当前,澳大利亚Veredictum公司开发完成的应用程序可以对比区块链上的版权数字签名,有效识别出未经授权的作品;而专为创意工作者服务的区块链版权平台Blockai,则主要通过区块链加密服务将注册用户的作品与时间戳、版权证书相结合,从而给创作者维权注入一支强心剂。[13]
3.3  版权确认,减轻维权成本
  版权制度不同于专利制度的显著特点之一,即版权保护不需要以登记公示作为先决条件。这 实际上是由版权法的本质决定的,版权法对于作品创造性的要求非常之低。[14]在印刷技术发展初期,这不是一个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书号管理实现对作品的控制。而在WEB2.0时代,新媒体兴起催生了大量数字作品,出现了大量的“微小说”“微作者”,版权权属信息如何精确、快速地登记成为现实问题。如果权利人放弃版权登记,可能会在未来的举证质证中面临障碍;而权利人实施版权登记,又可能要花费大量成本。
  在区块链技术驱动下,时间戳技术的出现会变革版权确认的方式。时间戳技术可以将版权所有者的信息和相应的时间变化整合在区块链中,维护不可篡改、安全可靠的创作记录。[15]借助由特殊算法保障的去信用、去共识化的技术手段,区块链技术可以即时确认版权归属,有效取代传统版权登记机构规范性的确权功能。即使是希望匿名或署假名的作者,也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确 认自己的创作者身份。[16]通过这种服务,我们可以很快了解作品生产的全过程,在署名权纠纷、抄袭举证的判断中非常有用。出现权属纠纷之时,区块链版权系统可以立即生成完整的权属证 明,确认作者身份、作者对作品的贡献时间和贡献内容等信息,为权利人节约大量成本。有学者统计,作者在区块链上完成著作权登记成本最低只需0.4元,而且可以在瞬间完成。[17]另外,由于区块链技术能够对版权交易记录实现追根溯源,这就为合理许可费的计算以及司法诉讼中的实际损失举证提供了技术支持。目前,司法机构在著作权纠纷中也开始逐步采信此类新型证据。⑤
3.4  智能合约,维系交易安全
  知识产品的无形性、不确定性特征为版权许可交易带来了信息不对称风险。在文化产业发展初期,创新者担心点子被剽窃,未来收入无法得到保障;而投资人也要信任创新者不会窃取其 投入的资金。在文化创新的商业开发中,这样的“双边信任困境”非常典型。[18]如电影、电视剧等衍生作品的生产传播涉及编剧、制片人、分销商、参展商等,而数字化影视作品通过网络进入全球观众视野,多主体跨地域版权许可使参与方难以确保交易群体成员都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彼此之间常常会因为信任危机而产生一系列的法律纠纷。《鬼吹灯》作者与出版方关于改编权合同的纠纷就是典型案例。
  这样的环境之下,作为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为解决当今数字作品传播交易的“双边信任困境”问题提供了一个替代性方案。区块链的技术特征保证作者从最初创意构思到最终作品传播的整个生态过程都能被记录下来,作品的上传、改编、发行分销和付费都由智能合约自动执行。智能合约可以根据预先定义的标准或事件(如电影票房金额、视频点击数量)自动调用和执行许可协议,确保合约在履行中的安全稳定和自动执行性,避免欺诈行为对于合约正常执行的干扰。通过智能合约的自动验证执行机制可以迅速将交易记录到区块链中,增加交易透明度,保证数字版权协议能够按照参与者的意志执行。此外,创作者通过智能合约能够保证公平合理的版税分配,任何试图访问作品的用户都会通过区块链自动、即时地支付许可使用费。⑥
  总之,将智能合约应用于版权许可领域后,初始文化创作者的收益能够得到保证,文化市场投资者的焦虑得以消除,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指日可待。

04 区块链技术在版权领域应用的现实风险

  自2016年开始,不断有公司开始尝试将区块链应用于版权领域,但要真正大规模地在创作者和网络用户间推广,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当我们准备拥抱区块链技术时,不应忽视其在技术、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三重风险。如若这三重门不能被破除,“区块链+版权”的应用场景仅仅是披着区块链外衣的数据库系统。
4.1  技术架构风险
  区块链版权管理技术架构的有效性非常依赖于用户规模和文化产品数量,具有明显的“网络规模效应”。如果区块链上只存在部分版权信息,无法披露全部交易数据,会直接影响该技术对于潜在用户的吸引力。只有随着用户数量不断增加,规模经济效应才能凸显,区块链版权系统才有实际价值。否则,区块链版权管理只剩下独立区块,而失去“链”式架构,反而可能形成新的信息壁垒。
  此外,当用户数量增多之后,数据存储和计算能力将成为制约区块链发展的“难以承受之重”。从2013年1月以来,区块链的规模呈指数级增长。但不管“链”如何延伸,每一区块的容量限制为1MB,这点暂时不可改变。⑦考虑到区块链需要在每个节点保存数据备份,当版权交易数据日益增加之后,区块链能否开发出扩展性的方案,尚未得到验证。未来,即使所有交易数据能够实现记录,居高不下的存储成本也会直接制约区块链技术方案的有效性。
4.2  社会架构风险
  建立在区块链上的服务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与中心化的政治社会架构的冲突。现有体系之下,中心监管者会对创作者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实施监督审查,严格按照法律要求删除或者下架暴力、淫秽、反动的文化产品。实践中,大型互联网平台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国家政府履行网络空间的治理职能。在区块链技术下的网络系统,究竟由谁来履行网络空间治理的责任?区块链技术服务商是否应当主动审查用户登记作品的内容性质,即时删除违反社会道德或者威胁国家安全的信息?⑧在去中心化之后,现有的内容监管治理模式将何去何从?
  上述问题的最终答案仍然在于区块链技术对社会治理架构的实施程度。即使在网络空间,国家主权意志仍然存在,并非是“代码替代法律”,而是代码在网络空间内执行法律。区块链代码驱动者仍然需要尊重权威的法律文本、生效的司法裁判,完全脱离于法律制度之外的区块链程序可能威胁社会公共秩序。当然,一定程度的外部干预会影响区块链技术的吸引力,破坏其独特的去中心化机制。正如前文所言,去中心化和中心化永远只是相对的,任何主权政府都不可能容忍完全野蛮生长的去中心化技术方案。对于符合政府治理要求的区块链版权管理系统,从外部社会公众的视角观察,可能会觉得这仍然是一个中心化的解决方案,但对于内部参与者,每个数据节点权利是去中心化的,保留着安全性和去信任的技术特征。
4.3  法律架构风险
  美国学者庞德在《法律史解释》中指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法律最大限度地平衡相互冲突的利益”。[19]刚刚经历数字网络磨合形成的信息网络法律制度,在智慧网络时代又将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区块链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下,我们不得不开始对隐私保护、平台责任和合同机制展开新一轮的审视。
4.3.1  隐私保护
  在美国法律框架之下,版权法与隐私权、言论自由等的关系存在诸多讨论,如路易斯?布兰代斯和沃伦法官提出隐私权概念就是源于一系列版权案件。⑨两位学者强调隐私权是一种独处权利以及决定个人事务是否公开的权利。[20]当然,这种隐私权利保护到何种程度以及何种场景下个人事务不再具有隐私性,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完全不同的认知。
  回到中国,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前,隐私保护的问题并不尖锐。随着网站用户数据泄露事件频 发,个人信息保护、隐私安全都成为讨论热点。⑩区块链技术的崛起,更是让数字经济时代的隐私保护问题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要保障交易的公开安全透明,必须实行信息强制披露,每一笔交易的对象和价格都会被公开,这就带来严重的隐私安全风险。?但另一方面,要尊重个人的隐私和自由,就要保障用户选择是否公开个人信息的权利。[21]可以想象,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愿意将版权交易的相关数据放在一个公开的平台上展示。例如,消费者并不愿意公开其最近消费的文化产品服务内容,而文娱产业工作者也更希望能够在电影正式上映之前隐藏关键的交易信息。人们在追求科技进步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能够兼顾个人的安宁和自由?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新出台的《网络安全法》对于数据收集、使用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同时明确用户个人信息的可修改权、可携带权。?而这些规定对于区块链服务商似乎又过于严苛。如果用户向区块链服务商主张删除区块链上的个人信息,这些区块链服务商应当如何应对?保护知识产权的正当性是不是可以限制个人隐私权的行使?根本上说,我们必须回答,在区块链场景下,是否愿意用隐私换取便利、安全或者效率。?
4.3.2  平台责任
  当版权内容被存储在区块链中,区块链版权管理者不可避免地实施了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复制”行为,这可能使其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针对传统信息网络服务提供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对于数据存储行为打开豁免之门,?但该豁免条件直接适用于区块链服务商时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鉴于区块链不可篡改的技术特征,外部权利人很难要求区块链技术服务商按照传统的“通知—删除”规则及时下架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这会严重破坏区块链的信息安全机能。要解决这一问题,决策者必须对区块链服务商的数据存储行为设定特别规定,例如,增加合理使用条款或者变更侵权豁免条件,重新考量权利人、区块链服务商、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4.3.3  智能合约
  从《合同法》体系架构观照,如何理解智能合约?是一段自动调用的执行代码,或是以代码形式存在的有约束力的协议。传统《合同法》中订立、中止、修改和解除权利义务关系的规定,如何在智能合约机制之下实行?例如,《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了有效承诺要求,然而普通公众仅仅点击确认由计算机语言构成的晦涩难懂的智能合约很难符合“承诺”要求。《合同法》第九十四条规定的不安抗辩权,但是先履行一方无法在智能合约体系下行使该项权利。此外,如果智能合约因为错误代码或黑客攻击而失效,如何界定双方的法律责任??这些问题在短期内并没有清晰答案。
  综上所述,千禧年之际,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变革了数字作品的复制和传播,版权法律体系也在不断递进和演化。20年之后,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描绘了智慧互联网的时代,为版权治理体系提供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技术选项。如果要充分实现区块链技术在数字版权领域的应用,《著作权法》《网络安全法》乃至《合同法》是否需要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05 结  语

  区块链技术对于版权许可和保护的体系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可以实现认证、确权、交易、追溯等一系列操作,简化许可交易程序,大大降低了权利人的交易成本和潜在的维权成本。它的去中心化、安全可信、不可篡改等特点在开放创新环境下具有更广阔的应用前景。当然,这 样一个美丽新世界并非没有代价。技术架构风险和对现实中心化社会的冲击都要求区块链服务商不断地进行利益平衡,保持技术的合理性和规范性。此外,现有《著作权法》《网络安全法》乃 至《合同法》如何与区块链技术特征相互调和,则是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另一难题。如果上述风险能够实现应对,那么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版权应用的确能够有效促进版权许可和保护,“智能IP”之下的知识产权共享可以计日程功;如果技术、社会和法律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现在热火朝天的区块链应用只是吸引投资的工具,对于当下的数字版权登记管理没有实质性意义。
注  释
① 理论上,节点通过掌握全网超过51%的算力就有可能成功篡改和伪造区块链数据。虽然实际上不太可能发生(成本太大),但51%攻击的安全性威胁始终存在。
② 普遍引用的数据可以说明:以卡拉OK版权收费为例,“音集协”收取的管理费达72.4%,其中北京中文发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分走8%,负责收账的天合公司分走46%,留给著作权人的仅剩27.6%。词、曲、演、录四个版权人分摊下来,均分只能拿到6.9%。参见徐词《“我就要来保护你”?——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陷入争议漩涡》,《南方周末》2012年4月19日。
③ 参见“深圳市声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无锡市侨声娱乐有限公司”案,(2015)苏知民终字第100号判决书。该案中,法院认定原告未经批准从事著作权集体管理活动而违反法律规定,无权代理音乐著作权人进行诉讼和维权。
④ “剑网2017”专项行动中,各级版权执法监管部门巡查站5.5万家(次),关闭侵权盗版网站1655个,删除侵权盗版链接27.48万条。
⑤ 参见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玩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特朗斯福纺织印花(杭州)有限公司与浙江印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世觉服饰有限公司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等等
⑥ 需要注意的是,区块链技术下智能结算主要依托于加密货币。关于加密货币监管,本文不作过多讨论,但需要指出,加密货币的法律地位会成为影响智能合约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⑦ 目前而言,还没有成功应对区块链数据存储的技术方案。如果轻易地取消该限制,容易破坏技术稳定性和交易记录的安全,不可篡改特征也无法维系。
⑧ Facebook的数据泄露门已经暴露这一问题。Facebook 的CEO扎克伯格在听证会上发表了加强社交网络的言论治理以及删除涉嫌干预政治选举的言论。
⑨ 参见Prince Albert v Strange :ChD 8 Feb 1849;bernethy v.Hutchinson,3L.J.Ch.209(1825)。
⑩ 为了简化讨论,本文在网络信息社会语境下,不再严格区分个人信息、个人隐私等概念。
虽然区块链技术具有“匿名性”特征,但是系统内各节点并非完全匿名,而是通过类似电子地址标识来实现数据传输。虽然地址标识并未直接与真实世界的人物身份相关联,但由于区块链数据是完全公开透明的,随着各类反匿名身份甄别技术的发展,个人隐私泄露仍是非常有可能的。
参见《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至第四十四条之规定。
有学者针对用户数据调查发现,个人用户在实际生活中对于隐私并不敏感,很少采取维权手段。参见刘晓春《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行业标准主导模式》,《财经法学》2017年第2期,第11-21页。
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供服务对象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具备下列条件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一)明确标示该信息存储空间 是为服务对象所提供,并公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名称、联系人、网络地址;(二)未改变服务对象所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三)不知道也没有合理的理由应当知道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四)未从服务对象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五)在接到权利人的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删除权利人认为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
2016年分布式自治组织(DAOs)中出现过黑客窃取资金的事件,一名黑客利用智能合约中的漏洞将5千万美元从合约系统中转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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