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教育│提高出版物质量应处理好六大关系
发布时间:2019/1/16 13:48:36 浏览次数: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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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出版物质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它关系到出版社的生存, 关系到整个出版业能否可持续健康发展, 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提高出版物质量永远在路上。文章从影响出版物质量的众多因素中提取出六大关系,阐述它们与出版物质量的有机联系,并就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给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 出版物;质量;关系;提高

1 政治素质与学识的关系

  众所周知,在中国,出版物是社会主义文化产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内容导向,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如果出版物政治导向不对,含有《出版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禁载的内容,即使编校质量再高,都是一堆废品,对读者、社会和国家的危害都非常大。因此出版物质量首先体现在政治上。高质量的图书必须首先在政治上是高尚的,在品位上是高雅的,能够弘扬社会主旋律。书的作者、编校人员如果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那么所编写的书稿、所出版的书籍就往往容易出现政治问题。比如在以往的图书质量检查,尤其是对引进版图书检查中,曾经多次发现存在政治问题,主要体现在违反我国外交政策、民族宗教政策,宣扬淫秽、迷信或者渲染暴力,绘制的地图上领土标注不准确、不清楚,将香港、台湾、澳门与国家并列,盲目宣扬西方不健康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问题;甚至在常认为一般不会出现政治问题的科技类图书中也发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政治问题,比如内容价值导向问题和敏感历史事件的不当描述问题等。
  政治意识这么重要,那么编辑在策划、组稿时,出版机构在招录、考核编辑、校对人员时,编校人员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如何看待和处理政治素质和学识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说编校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专业学识之间是辩证统一关系,应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编出一部高质量的著作,既需要作者、编辑、校对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质,又需要他们拥有宽广的专业学识,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但政治素质尤其重要,是第一位的。因此,编辑在策划书稿,尤其是人文社科类书稿时,在考察作者专业职称和专业学识的同时,要把其政治素质放在首位;出版机构在招录、考核编校人员时也要首先考虑政治素质;编校人员无论自己的学历、职务和职称有多高,专业学识有多深厚,都要谦虚谨慎,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素质,强化政治意识,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社会责任感,为提高出版物质量打下政治基础。

2 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若把出版一本书看作制作一桌丰盛的宴席,那么读者是宴席的享用者,作者是半成品的提供者,编辑就是将半成品加工成美味佳肴的厨师。
  为了保证出版物质量,编辑在为策划的选题选择作者时,或者为引进版权图书选择译者时,要按照前面所述正确处理作者政治素质与其专业学识之间的辩证关系,精选作者和译者;尤其要优先选择政治素质和专业学识俱佳,又懂得出版法规的富有经验和责任心的作者、译者,同时也要满怀热忱地扶持和培养年轻作者队伍,形成优质作者梯队,从源头上保证原始书稿内容的高质量。
  编辑与作者要深度合作、相互融合,实现协调工作、步调一致、互为补充。在作者编写过程中,编辑应密切保持同作者的联系,紧密跟踪书稿编写进度,既要认真指导作者修改书稿中的政治问题、篇章结构问题和语言文字问题,又要把自己基于市场调研策划选题而确立的内容编写风格、内容侧重点和编写的篇幅等信息和作者交流,甚至可以亲自参与到书稿编写中。尤其是对于调查研究、口述历史类型的图书,编辑和作者可以融为一体,直接参与到文稿的整理和创作中,实现“编创一体化”。2015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与群众路线(上册)》就是“编创一体化”的经典范例。[1]
  编辑与作者的深度合作、相互融合也体现在作者交稿后的编校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影响力、有思想深度的专业性比较强的书稿,编校人员受自身专业水平所限,可能无法准确判断书稿中一些专业术语、公式符号、内容表达语句及其前后逻辑关系的正确性,这时就需要和作者进行交流、讨论和求证;作者也可以把要增补、修改、删除的内容或相关出版要求告知编辑。
  因此,编辑与作者之间这种既相互独立又互相依存、既相互分工又相互融合的关系始终贯穿稿件编写和编校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好这种关系对于提高出版物质量有重要意义。

3 编辑与校对的关系

  在出版社内部,编辑和校对是图书质量保障体系中的两个主体,从工作顺序上,编辑清源,校对净后,但在工作关系上,两者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其中编辑是根本,两者共同构筑图书质量保障体系。
  首先,编辑工作是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上游对接作者,下游对接校对,是图书质量的第一把关人。只有编辑专业基础扎实、工作责任心强、编辑加工认真细致,图书质量才能有根本保证。因此,编辑是保证图书质量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校对作为编辑后、印制前的关键关节,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延续和必要补充,是一种特殊的编辑工作,其重要性体现在将书稿的文字差错和其他质量问题消灭在图书出版之前,堪称图书质量保障体系的最后防线。
  在工作内容上,编辑和校对相互融合,那种只重视编辑而忽视校对或过分依赖于校对而放松编辑加工,把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是绝对不可取的。一般说来,编辑与校对人员的交流互动主要在两个环节上:一是编辑把经编辑加工、三审后的原稿交给校对人员,二是校对人员把校样和相应的原稿传给编辑。在这两个环节中,编辑加工和三审人员要根据《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努力做好加工和审稿工作;校对人员也要在“校异同”基础上努力做好“校是非”工作。校对质疑、编辑排疑是现代校是非的基本形式,做好校对质疑和编辑排疑是图书质量保障的关键所在。[2]
  总之,编辑和校对既相互交叉又相互补充,二者密切联系、不可分离,只有相互形成合力,才能构筑强有力的图书质量保障体系,提高出版物质量。

4 奖励与惩罚的关系

  为提高出版人员的工作责任心和工作干劲,努力把提高出版物质量落到实处,对出版人员进行激励也是十分必要的。奖励和惩罚是激励的两种最基本方式,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奖励和惩罚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互相依存,其中奖励为主,惩罚为辅。
  奖励就是对人们的某种行为给予肯定和表扬、使人保持这种行为的激励方式,是促进某种行为产生及重复的正向强化方法。奖励能够带给员工愉悦的情感体验,并将这种体验内化为工作的责任感和积极性,起到榜样模范作用。但奖励也有负面功能:奖励(尤其物质奖励)的运用可能会使员工过多地依赖奖励本身,员工努力工作的动机可能就会变成为了这种物质奖励而努力,而并非为了工作的重要性或紧急性而努力,这显然不利于员工责任心的培养;同时,奖励的应用可能会使员工只习惯于得到奖励,习惯于听到表扬,对奖励的期待值增高,而一旦受到惩罚、听到批评就接受不了,同样不利于对员工职业素养的培育。
  惩罚就是对人们的某种行为给予否定或批评,使人消除这种行为的一种激励方式,是减轻或避免某种行为产生或重复的负向强化方法。一方面,惩罚有助于员工是非观念的形成、改变员工的不良行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有助于培养员工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工作责任感;另一方面,惩罚可能会伤害员工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引起员工消极工作性情感的产生,并将这种消极情绪转嫁到领导者身上,不利于管理工作的开展和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形成。
  因此,奖励和惩罚各自具有双重作用,在出版物质量管理中,应把奖励和惩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奖励和惩罚的积极效用,避免其负面效应的产生。要奖惩适度、奖惩及时,坚持以奖为主、以罚为辅;要建立科学、公正的奖惩依据,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要建立、健全和严格执行奖惩制度,做到奖罚分明。著名作家麦克·狄朗尼说过:任何一个企业或机构,如果给予怠惰者和贡献者同等待遇,那么,你将会发现前者越来越多,后者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出版机构管理部门平时要对存在管理混乱、质量低劣等问题的出版机构加大查处和曝光力度,对相关领导严肃追责;对管理有序、出版物质量一贯保持优良的出版企业和相关领导公开表彰和奖励。在出版企业内部,对工作严肃认真、书稿编校质量一贯保持良好的编校人员给予奖励;反之,要坚决给予处罚。只有这样,才能在奖励与惩罚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补充的双重激励下促进出版物质量的提高。

5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社会效益是指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满足社会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出版业的社会效益主要反映出版物的文化价值,或称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出版物对国家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率,对创新型国家的贡献率、对提升国民素质的贡献率以及对生产力的推动等方面,其量化体系一般可以包括用出版物的社会导向性、出版物的品质和质量、内容创新性、选题影响力(包括畅销书、长销书在图书品种所占比例以及出版物再版重印率等)和品牌影响力等[3]。经济效益是指资金占用、成本支出与有用生产成果之间的比较,主要指标是产品销售率、成本利润率、流动资金周转率等;出版业的经济效益反映的是出版物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图书再版重印率、发行量、利润率(总利润、单品种平均利润率、人均利润)和资产效率等外在指标上。
5.1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基本要求
  从前面出版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量化体系可以看出,出版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可以统一的,但有时又会发生冲突,表现为社会效益好的经济效益反而不好,经济效益好的反而社会效益不好。比如,“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主编的《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首版)是学术专著,其销售发行利润很有限,但它对湖南、中国乃至世界农业的发展贡献巨大;而有些低俗、暴力、血腥、色情等内容的图书迎合受众的低级趣味和猎奇心理,反而快速抢占读者并获得巨大利润。
  只有树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牢固意识,才能自觉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不断追求作品的高品质和高质量,在经济利益面前能够自觉抵制内容的低俗化、浅薄化和质量低下,拒绝盲目跟风、粗制滥造的浅出版行为,大力倡导“深度出版”,只有这样才能把提高出版物质量的行动落到实处。也只有牢固树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意识,才能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使经济效益自觉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自觉服从社会价值,出版高品质、高品位的文化作品。
  过去在市场上曾屡见不鲜的一些跟风出版、同质化出版的低俗化图书,借着青春文学、校园爱情、玄幻小说的东风,以一系列内容庸俗、质量低劣的面目以畅销书的姿态面世。引起全国首例图书质量索赔案,由某出版社翻译、出版发行的美国畅销书《幸福之路》就是其中之一,全书共有错、漏、多、倒字(符号)618个,差错率1.1‰,超过国家规定图书差错率标准的10倍多,后被读者索赔。类似质量的图书在市场上也时有出现。之所以出现这种严重的质量问题就是因为个别出版人对“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观念意识淡薄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
5.2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提高出版物质量的系统要求
  只有坚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理念,才能持续、健康、有效提高出版物质量。提高出版物质量不能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者孤立地割裂开来。如果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就越容易偏离正确的出版导向,越容易出现出版内容的低俗化、浅薄化和质量低下;如果片面强调社会效益而忽视经济效益,那么离开经济的支持和陪衬,出版业的社会效益就容易失去活力, 出版的高品位和高质量难以持续、健康和有效发展。
  实际上,从前面出版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量化指标体系的对比可以看出,出版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我,呈现出相互交叉和融合的关系。出版物再版重印率、发行量、利润率、总利润越大,说明其社会影响力、品牌影响力越大,社会认可度越高,就越容易提升社会效益;反过来,出版物的文化品质、出版质量、内容创新性越高,就越容易被消费者(读者)所接受,越容易提升出版物的发行量和再版重印率,从而提升经济效益。比如金盾出版社曾经出版的一系列非常畅销的农村实用科技图书使全社会很多农民发家致富,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巨额利润, 体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完美统一。
  因此,正确处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并做到熟记于心、应用于行,这对于提高出版物质量有重要意义。

6 自律与制度约束的关系

  自律和制度约束作为两种不同的约束方法,各有侧重。自律就是依靠道德和个人修养而实现的自我约束,是法由己出,体现出主体内在力量的主导性;制度约束就是依靠规章制度而实施的强制约束,强调的是外在力量的规范和约束。自律与制度约束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在出版物质量管理中只有自律与制度约束相结合、相互促进、相互转化,才能在两者互补中充分发挥作用,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才能达到出版物质量管理的最高状态。
6.1 制度约束是自律的前提和基础
  主体在没有形成自律之前需要制度约束,如果没有制度约束就很难在日后形成有效的自觉和自律。良好而严谨的制度约束可以树立明确的行为标准和规程,使人们能预见到不规范行为带来的不良后果和自己要承担的责任,从而更好地规范自己的行为,做到自律;可以说没有制度约束,人们就无法做到自律,也不知该怎样自律。
  因此在出版物质量管理中,必须首先要建立、健全并严格实施各项规章制度,并保证制度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如选题论证制度、三审三校制度等;出版社还可结合自身情况进行制度上的创新和拓展,比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出台了九大制度严格保证出版物质量,这九大制度除了选题论证制度、三审三校制度外还包括质量检查全覆盖制度、质量跟踪制度、质量通报制度、质量奖惩制度、业务培训制度、读者反馈制度和教材教辅质量标准严格制度。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制度,才能逐渐把外界强制的制度约束力转化为编校人员自觉提高书稿编校质量的自我评价、自我解剖、自我省察、自我监督的自律能力,最终把提高编校质量落到实处。
  对广大编校人员自身来说,一定要正确认识并自觉接受制度约束,人性并不完美,懒惰、私心、贪欲等念头会时不时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约束就会将人们带上正确的道路。所以,明智的编校人不会拒绝制度约束,而是将自己置身于有效的制度约束之中,借助制度约束的力量来实现自我匡正、自我控制和自我提升,自觉成为一名优秀的编校人员。
6.2 自律是制度约束的发展和升华
  制度约束还有待发展为自律,自律是制度约束的极好补充,是制度约束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也是制度约束的发展和升华。人们只有在形成自律之后,才能化被动行为为主动,才能有更大动力去促进自我实现。
  因此在出版物质量管理中,广大编校人员要主动培养自律意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自制是一种秩序,一种对于快乐与欲望的控制。古今中外无数名言警句和经典故事告诉我们:优秀源于自律,自律在于养成。所以,为了使自己更优秀,我们要学会自勉、自省、自警、自诫,在书稿编校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时,要自觉绷紧“质量第一”这根弦,勇敢地向软弱、懒惰、应付、马虎、草率、敷衍等习惯宣战,让自律成为习惯,让自己更加优秀。
  另外我们出版机构也要为员工自律营造良好外部环境,要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提升员工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约束力。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出版物质量保障相关制度真正化作员工的价值观,让企业文化、质量意识深入员工的头脑,做到熟记于心、应用于行,变要我做(制度约束)为我要做(自律),实现从制度约束向自律的转变。
  提高出版物质量既需要编校人员自律也需要制度约束,两者如鸟之双翼,不可偏废。只有合理利用制度约束与自律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最终把提高出版物质量落到实处。

7 结  语

  提高出版物质量是一项比较复杂的系统工程,牵涉整个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及众多的因素环节,不能只强调系统中某些环节而轻视或忽视其他环节。只有加强系统内部的宏观管理,正确处理和协调好政治素质与学识、编辑与作者、编辑与校对、奖励与惩罚、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以及自律与制度约束等事物双方的关系,统筹兼顾,才能切实有效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出版物质量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提高出版物质量永远在路上。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gGg72WOG4x_naXzYj5vl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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