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辑“工匠精神”的历史源流及其当代启示
发布时间:5/23/2019 11:20:59 AM 浏览次数: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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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词源学来看,“编辑”和“工匠”同根同源,而且二者在起源处就已经和“艺术”发生了本质性关联,因此编辑活动原初意义上不乏深刻的技术和艺术内涵。从历史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工匠精神具有信仰的根基,它包含有宗教性、技术性和艺术性三重内涵,但在历史进程中这些内涵不断衰变和分离,以至于工匠与编辑一道长期失落于文明史的边缘。而随着商品化时代的到来,工匠精神及其深层底蕴被重新激发,乃至于升华为全行业的价值标杆。当前的编辑行业若要贯彻工匠精神,应以上述内涵源流为镜鉴,它要求从业者将职业转化为信仰,并努力提升技术水准和美学素养,从而在确保编辑质量的同时,提高产品的艺术含量。
关键词:工匠  工匠精神  编辑  艺术
中图分类号:G232.2
  根据学界和媒体的一般界定,“工匠精神”突出地表现为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止于至善的行业精神。这样的精神虽然被广为称道,但截至目前,它的学理性内涵依然没有得到严格的疏证和清厘,尤其从编辑出版的角度探讨工匠精神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嬗变的研究比较少见。在此,我们将通过对“工匠”“编辑”“艺术”等重要语汇的“知识考古”,系统探究编辑活动中“工匠精神”的历史源流,并在此基础上提炼总结其不容忽视的当代启示价值。
一、“工匠”和“编辑”的词源学钩沉
  中国古人认为,“书者,如也”(许慎《说文解字序》),意为语言文字乃事实存在的一种“如其所是”的摹写或反映,尤其对于语言比较纯粹的古代社会,通过词源学的“知识考古”往往能够发掘出一些被历史埋没或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的本真意涵,从而与当前的流行语义形成某种映衬或反差。因此,我们有必要基于词源学的视角来考究“工匠”“编辑”等语汇,借以探明其最初的内涵。
  对于“工匠”,美国学者亚克力?福奇(Alec Foege)在《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一书中指出:“‘工匠’这个词直到最近还带有轻微贬义,指那些漫无目的、缺乏侧重点和动力去创造新东西的人们”①。“工匠”如此,与“工匠”沾边的人莫不如此,比如编辑工作者。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编辑都有一个“雅号”,叫“编书匠”,这一称谓似乎“带有轻微贬义”。然而,深究起来,所谓“编辑”,却正是“工匠”之一种,它本身已天然具足不可移易的“匠气”。
  何谓“工匠”?从词源学来看,“匠”作为会意字“从匚从斤”,前者为一种盛放工具的筐器,后者指斧头;“匚”字开口向右,以便于盛放斧具。据《周礼?考工记》载:“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庸、匠、车、梓。”“匠”当为“木工”之一,而且其工种比较固定:“匠人主载柩窆”(《仪礼?既夕记》),即制作和雕画棺椁墓室,这里的“匠人”就是专擅“丧葬之术”的人。后来,“工匠”和“匠人”逐渐脱离其狭隘的专业领域,用来泛指一切长于某种或多种技艺之人。由此可知,工匠活动首先是一种技术活动,尤其强调手工,以至于“手艺人”后来成为“匠人”的一个典型代表。
  再看“编辑”。从词源学来看,“编”字本义为“丝绳”,至《说文》注“次简也”,《声类》注“以绳次物”,其后又引申为对书简、衣物、器具等的编次、排序,这在古代都需要专门的技艺;“辑”字本义也是名词,指车厢,《说文》扩至“车和辑也”,《六书故》注“合材为车,咸相得谓之辑”,意即对“材”的整理制作,使之成“车”,后逐渐引申出聚敛、排次、辑录等多个义项。“编”和“辑”在古代都是专门的手艺,前者指编织术,后者是造车术,这两种技术都需要“匠人”来操持,也都是“工匠”之一种。②在此意义上,“编辑”本身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工匠”活动,它需要专门的手工技艺。后来,由于文字书写的需要,用刀子雕刻木牍或竹简成了专门的手艺,这项任务最初由君王的史官来担任,他们因此也被称为“刀笔吏”,而将这些经过雕削的简牍连缀成册就是所谓的“编辑”活动。这样的活动显然与“工匠”非常接近,具有十足的“匠气”,在这个意义上,编辑从业者就是“编书匠”。
  然而,在中国,“编书匠”并非如福奇在论述“工匠”时所说的那般“缺乏创造力”,相反,中国古人为这项活动赋予了相当丰富的内涵,甚至具有审美和艺术意味。比如,南朝文论家刘勰在论述文学艺术的创作时借助了一个隐喻:“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文心雕龙?神思》),这里的“意象”即艺术学上“审美意象”的直接渊源;而这里的“独照之匠”,就是指富有创造精神或独具“匠心”的手工艺人。
  事实上,在古代中国,将“工匠”与独特的创造性和“艺术”并置起来并非偶然,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就“艺术”这个词而言,“艺”(藝)字《说文》注“从艸从埶从云”,本义作“种植”“培植”解,比如《孟子?滕文公上》载“树艺五谷”即为此意。因此,所谓“艺术”原本专指农民种植和园艺之术,其情状鳞次栉比,繁茂如云,使人产生美感,后来才逐渐衍生为一个美学范畴。这种情形与“工匠”的巧饰制作实质上并无不同,都属于通过特定的手工技艺改变事物的原始荒乱状态,使之秩序化、条理化的过程。无独有偶,西文中“‘art’……溯源于印欧语系的词根ar-,意为‘将事物摆放在一起,连结’,而摆放在一起意味着某种技术,因此拉丁文中视之为‘技艺’”③。有时候这种技艺化和次序化的结果过于工巧,乃至于引申出“矫揉造作”(artificial)、“狡猾诡谲”(artful)等贬义义项。
  在此意义上,反观“编辑”活动不难发现,以排定次序、编排原稿使文字材料错落有致、有条不紊的工作,正与古代艺术创作追求秩序感和条理化的观念相互辉映。这说明,所谓“编辑”在本源上不仅属于技术性的工匠活动,也是一种艺术活动,它是手工操作和“匠心”经营的统一,也是技术和艺术的统一。
二、“工匠精神”和“编辑”的历史文化渊源
  以上从词源学的角度探讨了“编辑”“工匠”“艺术”等重要语汇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但整体而言,语言并非一切,尤其它不能等同于历史,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上述词源学意义上的“工匠”“编辑”等在后来的历史中无不被扭曲篡改,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这说明,历史作为事实的序列性延展有一套自身的逻辑,它与语言的逻辑有着巨大的差异;反过来,通过对历史的观照,也将打开语言的另一些面向。
  国内著名历史学者许纪霖先生指出:“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还是一种信仰”,“信仰是工匠精神的灯塔”④。这里所谓的“信仰”,道出了“工匠精神”及其各种社会实践(包括“编辑”活动)隐秘的实质。历史地来看,“工匠精神”正是肇端于原始先民为宗教崇拜而制作图腾和“圣物”的“神圣实践”过程中。
  根据意大利理论家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著名论断,人类历史是由“神祗时代”“英雄时代”向“人的时代”逐渐衰变或世俗化的过程,早期的人类世界到处充斥着天启和神迹。原始人也具有一种与成熟人类的理性思维截然不同的“诗性思维”,但这种貌似神秘的精神现象实际上奠基于一个物质自然的根源:由于不得不面对狂暴无常的大自然和充满危险的狩猎、采集活动,先民创造出了一种高高耸立于现世生活之上的信仰崇拜系统,并为该系统不断制造夸张、怪诞甚至充满“狞厉之美”的“神圣”之物⑤。这些事物具有黑格尔所说的“象征型艺术”的基本特点,即带有“物质形式压倒心灵内容的崇高风格”⑥,借以昭示制作者及其部落群体的恐惧、敬畏心理,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向虔敬之神祈愿福佑与安宁的精神诉求。这一过程至少造成了以下几种结果:
首先,那些从事具体制作活动——比如雕刻神像、埏埴为器、搭建祭坛、摹画狩猎场景等——的原始“信徒”们,经过反复的实践操练和经验积累,逐渐培育出了各自专擅的手工技艺,正是他们勾画出了“匠人”这一古老族群的基本风貌,成为“工匠”群体的最重要起源。
  其次,由于不得不敬慎其事,这些原始工匠必须兢兢业业,奉献出全部的心力和智慧,“工匠精神”也由此肇端。正如研究者所说:初民敬奉之物表象“‘狞厉-崇高’的后面,是虔诚与敬畏。‘工匠精神’的来源在此。手工劳作中的品质诉求,那种坚韧、耐心、一丝不苟,……是信仰力量的推动”⑦。可见,正是出于“敬天事神”的信仰活动,工匠们小心谨慎、精益求精的精神传统才得以形成,其精神特质中的精确性、科学严谨性和技术性的内核也由此铸就,这就奠定了“工匠精神”的历史发端。
  最后,具有神圣起源的“工匠精神”进一步孕育出了一颗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匠心”。“工匠精神”源出于充满虔敬的劳作,而这种劳作基于事神的目的就必须尽可能地实现马克思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就意味着,原始匠人们在追求“自然的人化”的同时,也难免于“人的自然化”,其中就包括通过不自觉的美的实践而获得沉醉而忘我的体验和情愫⑧;这种审美性的经验伴随着技术和物质条件的不断进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就逐渐培育出了一颗追求美、创造美和展现美的“匠心”,从而自觉赋予各种人造物以美的元素,使其成为技艺性的结晶,以至于让后人叹为观止,奉为神作。
  由是观之,工匠活动和匠人精神脱胎于原始的宗教美学,其根本内涵不仅蕴藏着源远流长的“神圣”意识——正是这一点演变成了后世匠人坚定不移的信仰之源,而且,基于这种意识需求,还锻造出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实践精神,以及一颗具有强大创造活力的“匠心”,从而为各种敬天事神的创造物赋予了美的形式。这样,在历史的维度上,工匠精神实现了信仰膜拜和世俗经验的统一,同时还将物质改造和匠心独运、技术性和艺术性再次统一了起来,与词源学的“知识考古”达到了互为印证。
  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结果在作为“工匠”活动之一种的古老的书籍制作和“编辑”活动中都有映照和体现。比如《淮南子?本经训》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发明惊动天地鬼神,当然是神圣的;而且,古人认为,文字本身即是天下之至理,正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文字被认为“道之本”“天下之至赜”,古人当然要对其心怀虔敬,并铭于金石、龟甲、兽骨之上,视若珍宝,以致后来形成“敬惜字纸”的传统。根据刘渝生先生的考证,“书籍为先秦的国宝”,它与璜玉、良弓、彝器一样,“为王室宝物之一,立国必须有之”。《左传》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哀公三年,司铎官府突起大火,桓公庙和僖公庙都被烧毁,南宫敬叔、子服景伯两位大夫赶到现场后即刻命人救出国君所阅书籍和礼书,季恒子赶到后又命人救出法律章程,并训诫说道:“财可为也,……旧章不可亡也。”在所有的财宝中,书籍至为重要,古人之重视可见一斑。
  这同时也意味着,对文字进行审定编排的工作也必须小心翼翼,敬慎其事,富有“工匠精神”。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编辑”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成“六经”,其书被称为“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文心雕龙?宗经》),其人也被誉为“千古一圣”。尤其《春秋》中的“微言大义”,蕴含了深刻的“工匠精神”。到了战国时期,吕不韦“一字千金”的美谈,更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倾注了大量的“工匠精神”,经过细致入微的“匠心”经营,才成为优秀的编辑产品,让后人对其赞美有加,甚至将其直接当作艺术作品来看待。比如被誉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扛鼎之作的《文心雕龙》一书中就专作《宗经》一章,将儒家经典奉为“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俨然成了文学创作的神圣渊源和最高典范。无疑,在刘勰看来,经孔子编订的“六经”,真正实现了圣人/神圣意识和文字表达的统一、内容编排与艺术美感的统一。
三、“编辑”和“工匠”的历史沉浮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中,虽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一直被视为正统,但编辑工作的上述崇高地位似乎并没有行之久远,相反,“编书匠”之讥却成了历史的主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正如美国汉学家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所揭示的,书籍制作中“雕刻所需技术如此之少,‘妇孺皆能为之’”⑨。也就是说,技术门槛极低的印刷术的出现使得编辑出版活动逐渐沦落为一种“妇孺皆能”的体力劳动,这与其原初意义上高贵的精神追求判若霄壤。
  实际上,作为“编辑”之上层范畴的“工匠”活动在后来的文化历史中同样没有一以贯之,究其原因,也与其被认为是一种低级的、简单重复的、体力性的劳动有关,乃至于“匠人”群体逐渐沦落到文化史的边缘地位,甚至有“七匠八娼”之讥。随着社会的发展,“编辑”和“工匠”活动,都沦为了单纯且低级的技术操作,被用来满足于一般民众的日常需求,其中的神圣意识以及让人叹为观止的艺术美感也就日渐稀薄了。
  吊诡的是,曾经在起源处就已经与“工匠”和“编辑”发生本质性关联的“艺术”,由于富含创造性的“匠心”,却逐渐脱离了低级的体力劳动,越来越专门化和精细化,以至于被统治阶层所吸纳,成为贵族式的、优雅的、超越性的代名词,艺术家也不断抽离于“匠人”群体,成为文化精英的重要代表。如此一来,工匠精神的神圣性被磨灭,技术性和艺术性也开始了长达数千年的分离。
  可见,在自然经济时代和传统贵族文化体制下,工匠活动、匠人精神连同其内蕴的美学意涵曾遭受长期的放逐和压抑,它们与纯粹的艺术创造渐行渐远,乃至各自独立,形成了彼此陌生的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编书匠与木匠、鞋匠、锅匠甚至臭皮匠一道,成了“身份卑微”的代名词。
  但是,普遍发生于世界历史上的这种情形并非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它必然与特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相关联。当世界文明终于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以后,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传统精英文化的坚固外壳也正是泯灭于这一历史进程中。至于其蜕变过程,美国著名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给出了合理的解答。他指出,资本主义自诞生之初便同时具备两种截然相反而又互相制衡的力量,即“宗教冲动力”和“经济冲动力”,两者分别表现为禁欲苦行主义式的自觉道德约束和“贪婪攫取性”的利益追求、纵情享乐。随着资本主义向商品经济的逐步推进,这两种力量的结构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宗教冲动力’衰竭,‘经济冲动力’独立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于是源于宗教的神圣色彩丧失,没有神圣只有世俗,没有超验只有理性,道德伦理基础被颠覆,享乐主义盛行”⑩。历史表明,正是“经济冲动力”冲破了宗教和贵族体制,开拓了自由市场,客观上也造成了一系列有益于工匠活动和匠人精神的积极后果。
  诚如前述,以“宗教冲动力”为内核的社会体制意味着一系列的禁锢和压抑,其中就包括前述传统手工艺人延续数千年的边缘性地位,而“经济冲动力”一旦取而代之,必然对这些传统建制带来巨大的冲击,正是在此过程中,“匠人”才有可能摆脱桎梏,被重新“正名”。当然,这一过程首先与其经济地位有关,因为新的至上原则是世俗化的“商品拜物教”和“货币面前人人平等”。但相对来说,手工艺人和“能工巧匠”并不缺少这种能力,只要凭借他们的一技之长,发挥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就能够赢取经济资本,获得至少与他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另一方面,在手工艺人和匠人精神被解放的同时,其所携带的“匠心”及其美学底蕴也被释放出来。前文已经指出,正是工匠活动孕育出了一颗技艺性的“匠心”,手工艺人(artisan)与艺术家(artist)同根同源,因此,解放工匠的过程也就是释放数千年来被社会上层所垄断的“精英美学”的过程,使美学和艺术向全社会蔓延的过程;而在“经济冲动力”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一过程必然以无所不在的商品为媒介,造成整个生活世界到处显示出“匠心”经营过的痕迹,越来越变成技艺加工和艺术再创造的形象展示。正如研究者所说:如今的物质商品中“渗入了越来越多的非物质因素,所谓‘商品美学’,即商品的外观设计、包装、广告等在商品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商品构成中起着支配性的作用,直接制约着商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各个环节”{11}。这里所说的“商品美学”正是工匠精神全面复兴的标记:它的精雕细琢、务求完美的精神原则和技术逻辑被灌注于生产过程,并最终凝结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美学外观。
  当然,日用物品和生活世界中美学元素的凸显与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关系紧密,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手工技艺性,但机器作为生产力并不具备自觉意识,它之所以成为美学产品的制造者,归根结蒂还是要服从于以人为主体的美学预设,尤其在机器智能日趋成熟的今天,手工技艺非但没有被泯灭,相反,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的机器生产恰恰意味着对手工技艺及其精神内涵的吸纳、延续和放大。是机器在模仿“能工巧匠”,而不是相反。因此,机器实际上放大了传统“工匠”的技术专长和艺术内涵,使两者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新的统一。
  不得不承认,既然手工业时代早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工匠精神”也就只能被赋予一种现代性的内涵;而“工匠精神”一旦顺应时代的吁求被提出,也就必须脱离传统的手工技艺领域,升华为全行业的精神范本,成为一种跨越一切行业和一切生产过程的普适准则。这一过程实质上也是传统“工匠精神”的现代升华,只不过它将神圣宗教变成了世俗信仰,并在机器工业的条件下,延续和放大了其中的技术性和艺术性的内涵,将其集结为新的统一体。
  如上便是“工匠精神”从其起源到现代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流变,其中的内涵从统一到裂变再到统一,经历了一个黑格尔式的“正—反—合”过程,最终在当代社会被抽绎出来,凝定为行业精神的一个重要标杆。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编辑行业。
四、“工匠精神”对编辑行业的当代启示
  如前所述,“编辑”行业在其古老的起源处就已经与“工匠”和手工技艺发生了本质性关联,并在后来的历史中几经沉浮,患难与共,而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作为一种行业主体,“编辑”当然也应该与“工匠精神”一样,与时俱进,从而释放出更多的价值。那么对于编辑行业,究竟应该从“工匠精神”的历史源流中学到什么呢?或者说,“工匠精神”对于当前的编辑活动带来了怎样的启示价值?
  根据上述词源学和历史文化学的双重考证,工匠精神实际上蕴含了三个基本的内涵,即神圣性、技术性和艺术性,这三种内涵转译成当前媒体和学术研究中通用的语言也就是,把“工匠精神”奉为职业信仰,坚守技术专业主义,科学严谨,并在效果上力求精益求精和完美至臻。但根据上述考察,这些表述其实在历史源流上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即在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将技术理性和美学精神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宗教精神(职业伦理)-工具理性(专业技术)-艺术情感(美学追求)实质上也即是向善、求真、尚美的三位一体。按照这种逻辑,工匠精神可以更为明晰地表达为,以宗教信仰般的敬业精神为基础,将追求技术精湛、一丝不苟的专业主义原则与精雕细琢、务求完美的美学旨趣结合起来,实现精神信仰与事业追求、专业技术和艺术情怀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知,当前的编辑行业对“工匠精神”的追求至少应关注以下三点:
  首先,坚守敬业精神,热爱编辑行业,力求将职业变成一种信仰。落实编辑行业的“工匠精神”,就必须使从业者具有职业信仰, 对待工作严肃认真、热诚虔敬,负有责任意识,严格遵守职业伦理。这一点在消费主义炽盛的当前社会语境下尤其重要,它意味着编辑从业者不能为物质利益所蛊惑,将职业和专业技术过度工具化,而不是当成目的本身来看待,从而生产制作出唯利是图、粗制滥造的编辑产品。
  其次,扎实提高编辑专业技术水准,科学严谨,精益求精。编辑行业提倡“工匠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勤学苦练,技术过硬,努力提高业务素养和知识水平,以孔子“微言大义”和吕不韦“一字千金”为标杆,将准确率从99%推进到99.99%,将差错率从2?酃控制到0.2?酃。只有以科学研究般的严谨态度来对待编辑工作,行业的“工匠精神”才真正具有了现实意义。
  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当前的媒体和学界所忽视的是,将美学精神灌注到编辑实践中来,将编辑产品打造成艺术品。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这个时代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因为如今的编辑活动已然处于全球范围内沛然兴起的审美化浪潮之中。正如德国理论家韦尔施(Wolfgang Welsch)所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美学的勃兴。它从风格、都市规划和经济一直延伸到理论。……差不多每一块铺路石、所有的门户把手和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没有逃脱这场审美化的大勃兴。”{12}在这样的形势下,身处商业领域的编辑行业必须顺应时之所趋,将精益求精的技艺设计和全方位的“匠心”经营内化为一种自觉的业务诉求。实际上,“就绝大部分情形来说,编辑成品对读者的吸引力首先来自于其美学外观,比如装帧、设计、形态、开本、色彩等等,也就是说,非功利性的审美活动(随便逛逛或浏览)是转化为功利性的购买实践(关注或付费购买)的重要契机”{13}。如果说编辑文本的美学设计总是与经济效益挂钩,那么出版行业“内容为王”的金科玉律恐怕都要随之发生变化了:套用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著名句式,如今是“形式即内容”,“风格即价格”,编辑形式设计已经成为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当然,这并不是说内容不重要了,而是说有形式的内容更重要了。
  如此看来,编辑产品要想产生市场效益必须同美学联姻——准确说应该是“复婚”,因为“编辑”与“艺术”在其起源处就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关联——编辑活动必须与美学精神重归于好,将其天然具足的“匠心”贯彻于具体的编辑实践,唯其如此,才能制作出为读者大众所真正喜闻乐见的优秀出版物。
  当然,如同工匠精神三重内涵之间的逻辑关系一样,编辑行业的工匠精神也应该以职业信仰为基础,将专业技术与美学原则结合起来,将其熔铸为一种三位一体、有机统一的精神标杆。
注释
①[美]亚克力?福奇:《工匠精神:缔造伟大传奇的重要力量》,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②李金正:《论编辑“工匠精神”的失落与复归》,载《出版发行研究》,2017年第4期。
③http://www.youdict.com/w/art.
④许纪霖:《把事情做到极致就是工匠精神》,载《新华日报》,2016-07-08.
⑤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⑥李醒尘:《西方美学史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
⑦金纲:《“新工匠时代”前世考》,载《腾云》,2015年第51期。
⑧李泽厚:《美学论集》,台北: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182页。
⑨[美]包筠雅:《文化贸易:清代至民国时期四堡的书籍交易》,刘永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⑩陈源:《信仰的沦落与再造——读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载《吕梁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
{11}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2}[德]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世纪集团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13}李金正:《论编辑主体的三个二重性——建构编辑主体性的理论尝试》,载《中国编辑》,2014年第1期。
(作者单位:李金正,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陈晓阳,重庆大学出版社)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E2NCEj3ZIty3g-w_bUwX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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