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变革下学术传播体系的演变
发布时间:8/1/2019 8:53:39 AM 浏览次数: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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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网络技术为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构筑了全新的基础环境,学者行为习惯逐渐改变并产生新的需求,学术传播机构不断创新服务,提供解决方案。在多元主体的相互适应与演变中,学术传播系统完成了转型升级,实现了学术资源的重新布局和分配。本文在重新审视学术传播结构要素和独特机制基础上,探讨了媒介技术创新与学术传播实践的互动重塑过程,简述了学术传播体系的升级与转型路径,包括学术传播主体结构和功能、传播内容形态和知识表达方式、学术评价方式、学术媒介与学者的关系重塑等,并由此展望未来新型学术媒介的角色和功能。
关键词:学术传播  媒介技术  学术资本  知识服务  学术评价
中图分类号:G231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对学术生态的全方位介入,学术研究、生产和交流的“基础环境”“主流形态”和“功能需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以学术期刊为重要载体的传统学术传播体系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挑战。对此深怀关切的学者们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转型建议: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数字平台,为学术期刊独立自主地开展学术出版活动提供用武之地,同时鼓励社会化、多元化的专业学术社群出版平台,建设信息网络时代学术共同体的理想家园;[2]建立以“专域”为基本单元的“域出版”平台,实现传统学术期刊的资源重组和数字转型,打造大型开放互动的学术交流平台,构建互联网时代学术传播新秩序;[3]以学者实际需求为出发点,打造集成果发表、学术资源检索、学术评价、学术动态、互动社交、增值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媒体、跨屏的在线学术平台;[4]坚持市场化的出版改革取向,逐步放松准入规制,使学术期刊从附属的角色中独立出来,使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学术期刊,扶持潜在进入者,鼓励多元化的数字出版技术模式和商业模式创新;[5]基于“互联网+”时代学术研究与交流的特征,重新定位和延伸学术期刊的功能和发展空间,融入科研全流程,建设一体化学术服务平台,实现研究与交流、发布与反馈、传承与传播、学术与科普的融合。[6]学者们深虑于学术期刊的历史、现状和出版体制,虽然依托力量各有不同,改革路径亦有分歧,但都寄望于建设规模化的集成多种学术服务的大型数字平台,这样既能盘活传统学术期刊的人力、内容、品牌等既有资源,完成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过渡,又能依靠新型学术媒体实现理想的学术传播秩序。
  学术传播数字化的进程仍在继续,开放存储、要素出版、语义出版、开放式同行评议、科研社交平台等学术交流创新模式正在如火如荼的演进中,这提醒我们不能以传统思维来架构学术新媒体,亦不能简单移植大众传播早先一步的探索经验来设想学术传播的未来,而应立足于学术传播独特的结构要素和运行规律,结合当前科研环境信息化、数据化、网络化、开放化趋势,探讨媒介技术变革下学术传播体系的变化,包括学术传播主体结构、学术媒介与学者之间的关系、知识生产机制与学术评价方式等。站在这样的格局中或许更有助于明确未来学术媒介的角色和功能,展望学术期刊的华丽转身。
一、学术传播的结构要素与独特机制
  作为人类传播活动的一个特殊分支,学术传播的发展与媒介技术的演化息息相关。当前相关研究对此也着墨颇多,但大都徘徊于媒介技术对传播活动的普遍影响,譬如信息海量、碎片化,互动性,需求导向,表现多元化等等,而对学术传播独特的运转实践关注度不够,亦无法阐明当媒介技术全面介入学术活动,为学术传播提供了更具革命性的发展路径时,学术传播自身的独特性会如何参与形塑传播模式的演化。因此,在讨论媒介技术对学术传播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要重新审视学术传播活动本质性的结构要素和独特的传播机制。
1. 学术传播的生产者与受众高度一体化
  信息生产者、传播者和受众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在学术传播活动中,学术生产者、传播者和学术信息用户这三种角色常常并存于同一主体内,在学术实践活动的不同阶段相互转换并发挥作用。在学者科研活动的不同阶段,譬如文献资料搜集和阅读、学术成果创作、学术交流和对话,学者分别承担了学术信息用户、学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角色。
  学术传播生产者与受众高度重合的特点决定了学术媒介是一种专业媒介。从日常运转来看,学术传播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它是学术共同体内部接力完成的精神劳动成果的交流、循环与增值的过程,在学者阅读、研究—学术成果生产—其他学术主体阅读、研究—学术再生产的集体合作中,实现了学术积累和发展的螺旋式上升。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被无形地区隔在学术传播范围之外,这就意味着学术传播无法像大众传播一样,可以依靠商业资本和其他社会力量,完成传播活动运作成本的转移和消化。它只能借助于学术场域的自有资源或者国家科研基金的不断投入,实现其持续运转。
  同时,学术领域产消主体高度一体化的特点也决定了以研究导向为主的信息需求特点。变革剧烈的时代,用户需求之于媒介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于大众传播以内容消费偏好为导向的用户需求,学者对学术信息的价值衡量是以其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学术生产活动为标尺的。学者搜集阅读文献资料不是为了获得内容消费的体验,而是为了甄别和积累学术生产资料。因此,准确定位学者科研过程中的多元信息需求,有助于把握数网时代学术传播创新方案的正确打开方式。
2. 学术传播是争夺学术资本的重要手段
  一直以来基于传播技术的工具性理解限制了我们对传播活动本质规律的揭示,学术传播与其他传播领域,如大众传播、政治传播、健康传播之间似乎只是传播内容的差异,如此便遮蔽了不同传播实践与其嵌入的场域之间动态的历史过程与积极的关系。因此,必须将学术传播置于学术场域中来考察,才能把握其存在的根本意义。
  布尔迪厄认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7]上述的“社会小世界”就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场域是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进行斗争的领域,不同的场域具有不同的资本表现形式,[8]在学术场域中学术声誉和学术权力是独特且重要的资本形式。[9]
  学术传播不仅是学术知识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其实质是置身学术场域的学者和学术机构争夺学术声誉或学术权力的行动方式。学者们通过正式交流和非正式交流,来形塑学术声望、争夺学术地位。当前的学术考核体制侧重于鼓励学者发表优秀成果,从而获得学术同行的认可,并积累职业晋升的资本。虽然这种量化考核方式有诸多弊病,但是通过学术传播实现学术资本积累是学术共同体防止行政权力过度干预的有效平衡方式。学术声望、政治权力、经济资本是学术场域中的稀缺资源,执掌这些资本意味着相应的权力与地位,其中只有学术声望是体现和维护学术共同体自主性的资本形式。
3. 学术传播是关于知识生产、传递和利用的过程
  作为人类科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传播是伴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知识的生产、传递和利用是学术传播体系的核心概念。[10]
  学术传播内容可以是表征学术贡献的各种知识形式,包括理论思想、概念框架、研究方法、调研数据、访谈资料等等。较之其他传播活动,学术传播内容代表了人类思考的深度和智慧的高级形式,其理想的呈现方式是促进自由的思想表达和交流。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深刻说明了知识表达形态受到众多因素的规制和限定,其中,传播媒介一直以潜隐的方式发挥作用。“不同媒介有其不同的技术和文化偏向,会产生不同的传播形态和方式,从而规制了其内容的组织和呈现,规定了接收和体验的方式。”[11]一种媒介的制度化过程,也是影响思想知识变迁的重要因素。
  学术交流活动可以是面对面的自由讨论、学者之间的通信往来,它们都曾是一定历史时期学术交流的主导形态。随着学术研究的日益规范化,在纸本时代逐渐形成了以学术论文为主的表达形式,包含题目、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注释等结构要素,其中,参考文献和注释的标引,意味着学术研究过程中与其他主体的思想对话记录。但是在当前信息化、数据化的科研环境下,这种单调的线性论述方式越来越难以胜任全面展示学术成果的重任。当前,技术性的颠覆力量正在重新定义知识出版范式。
  我们之所以要如此条分缕析地剥离出学术传播的独特规律,实则是为了探寻在学术传播数字化进程中发挥重要功能的因素和机制。为何数字化转型之路步履维艰?为何我们以学术理想所架构的交流体系在现实运行中走向了初衷的反面(譬如当前对开放存取商业化运作的质疑[12])?或许是我们对媒介技术的理解太过轻易草率,亦或者是忽略了学术传播所身处的学术生态的复杂性。
二、媒介技术与科研活动相互重塑下的学术传播
  长期以来,关于媒介技术对学术发展的历史意义大都立足于传播效率的提升和范围的扩大,并没有意识到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内部结构和运行逻辑亦发生了变化。正如有学者对狭隘的媒介研究所提出的批评,“媒介本身被当作了中性的传送系统”,严重束缚了传播研究的想象力,反观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在面对同样是因科技革新所引发的工业革命时,他们考察的重点并不是“新机器生产出的某种物品”,亦不是技术对生产效率和流通范围的升级,而是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新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影响”,譬如“时空问题、劳动的分工、家庭结构、城乡关系等等”[13]。相较之下,其研究视野更宏大且触及变革实质。
  随着新的传播技术嵌入学者、学术机构、政治权力、出版业界等交织而成的学术场域,其影响就似投入湖中的石子,继而发生的演化会如同涟漪一般波及相互联系掣肘的整个学术行动体网络。信息网络技术为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构筑了全新的基础设施,学者行为惯习逐渐改变并产生新的需求,这驱动着学术机构不断创新服务,提供适切的解决方案,就在多元主体的相互适应与重塑中学术传播系统完成了提档升级,实现了学术资源的重新布局和分配。以下主要从学术传播主体的功能与定位、传播内容形态与结构、学术主体交流与评价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1. 传播主体拓展功能,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型
  作为科研活动终端产品的展示平台,传统期刊的传播功能极大地依赖于对媒介的控制。关于文献的使用情况、研究导向的信息需求特点、文献之间的知识谱系、作者之间的合作联系等深层规律认识薄弱,导致学术期刊的传播功能单一,无法在实践传播活动中确立自身主体性。在讨论学术角色和贡献时,只能一味强调对学术信源的把关作用,但是这又容易引起学者对编辑能力的质疑,使得学术编辑的身份认同成为“如影随形”的历史焦虑。[14]
  网络化、智能化、数据化的信息技术不仅深刻影响了学术生产和交流方式,调整了学者的知识需求,譬如知识获取和挖掘、知识内化和创新、知识分享和展示等方面,而且为学术媒介机构拓展传播功能,优化业务结构,“从单纯的学术信息发布平台向全方位的科研支撑平台”转型提供了机遇。[15]
  语义技术突破了传统“以作者、机构、关键词、引证文献等题录项之间的显性关系构建”,深入文献内容层面,以知识单元为对象进行解构、挖掘、关联与重组,实现了语义层面隐性知识的关联和集成,使得基于“主题相关度、观点相似性、事实相符度、数据一致性等不同层面知识范式”的关联形式成为可能,“将原本处于传统出版之后的知识组织过程前移并融入出版流程”[16],有助于学术出版机构优化文献检索效率,为学者提供更加高效和精确的阅读体验,满足学者个性化的知识获取需求。同时,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下,与学术交流相关的用户行为,均能被有效记录和保存。学术机构通过对用户检索、阅读、评价、创作、分享等行为轨迹的搜集分析,能够清晰地了解学者的研究活动,调整传播内容和形式等,提供更有效的服务。
2. 传播内容形态多元化,研究数据和评审意见日趋重要
  学术传播是学者和学术机构争夺学术资本的行动方式,而展示学术贡献的传播内容是表征学术主体资本竞逐能力的主要标尺。作为纸媒时代的主流类型,学术论文更关注研究选题的重要性和结论分析的独创性,而对学术发展至关重要的研究过程却无法记录和传播,亦不能成为科研考核的依据,尤其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积累的海量一手数据无法分享,导致科研经费重复投入。目前,在数据管理和云存储技术的支持下,多家学术出版商和研究机构都推出了数据出版平台。比如“Elsevier出版社创办的Genomics Data,Springer-Nature出版社创办的Scientific Data,Wiley-Blackwell出版社创办的Geoscience Data Journal,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创办的《中国科学数据》”[17]。随着数据出版规范和标准以及基于数据引用评价机制的逐步确立,数据出版必将深刻地改变学术传播,“未来学术传播的核心可能不再是文章,而是数据”[18]。

  作为保证学术质量的出版机制,同行评议已成学术期刊运行惯例,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审稿人的遴选机制、评审意见的质量水平、评议价值无法分享等。目前,同行评议完全是一个自主奉献型的工作,寻找专业胜任且自律尽责的一流审稿人并不容易,一份高质量评审意见亦属分外难得。如何将同行评议纳入学术考核范围,以此激励高质量的评审活动,形成学术传播的良性循环?Publons是一家专门致力于聚合同行评审意见的平台型网站,它以第三方平台的角色将大量审稿人与出版商(期刊)融合在同一系统中,可以为审稿人提供存档、展示、认证评审报告服务,认证后的评审报告可作为独立文献被引用,为审稿环节纳入学术考核制度奠定了技术基础。[19]
3. 多维度评价机制定义学术传播新规则
  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力量,学术评价机制是促进学术传播发展的核心动力。传统基于传统文献计量的影响因子评价过于粗放,无法反映“引证动机、态度、性质、深度”等关键要素。[20]随着在线学术交流的不断深入,数据库、微博、微信、学术社交平台等新媒体渠道取代纸质期刊成为主要的文献获取平台,学者阅读、下载、转发、标记、评论等使用行为足迹可以被跟踪、记载、统计,[21]为客观公正地评价学术影响力提供了丰富的可计量数据。
  国际学术出版巨头爱思唯尔和麦克米伦纷纷通过并购或资助拥有了替代计量数据集成平台,表明了建立新一代学术度量标准的战略雄心。2017年,爱思唯尔收购了美国文献信息产品和服务的EBSCO公司旗下的Plum Analytics公司。该公司旗下的数据分析工具PlumX集成了5个类别的评价指标,分别是“使用(点击量、摘要浏览次数、全文浏览次数、外部链接)、获取(读者数量、导出/保存)、提述(博客、新闻、评论、参考文献)、社交媒体(Facebook分享/点赞及评论、Google+次数、Twitter)和引用(CrossRef、Pub Med等平台的被引用次数)。一篇论文的Plum X评分越高, 说明其受到的网络关注度越大, 论文的影响力就越大”[22]。得到麦克米伦资助的Almetric近年来成长迅速,如今已成挑战影响因子最具实力的指标之一。Altmetric统计范围包括新闻、博客、论坛、推特、谷歌、Facebook等交流平台,将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纳入评价体系。
三、结语:技术变革下探索学术传播新动向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展望数字化时代学术媒介的主流形态和发展路径?或许我们需要先认识清楚媒介技术到底意味着什么。事实上,较之工具说,技术更类似于装置,它“产生出一个人工的世界,开启了新的经验,并使新的方法得以可能产生,而没有装置这种方法不只不会起作用,而是根本不会存在。不是效率上的提升,而是世界的产生”[23]。作为装置的技术提供了建构另一种世界的可能。
  从国外主流学术出版集团近几年的数字化实践中,这个新传播技术支撑下的学术传播新世界已渐趋明朗。近几年爱思唯尔通过并购创新企业,集成了开放存储机构(Mendeley、Bepress)、学术社交平台(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替代计量评价工具(Plum Analyics)、在线同行评议系统和方法(Online Peer Review System and Method)、出版工作流程(Aries Systems)等服务于学术工作各个阶段的产品和工具,在掌控海量科研数据的支持下,为科研人员提供从科研信息搜寻、文献阅读管理,到写稿、分享、评议、出版等全流程的信息解决方案,通过向科研前端的介入完成了业务架构和盈利增长点的重新布局。
  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为学术传播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多种革新路径,一种新的传播逻辑正在形成之中。这个逻辑在技术创新、体制改革、学术主体的参与中会走向何方,仍需继续观察。不过,激励良性学术生产、传播优秀学术成果、促进思想交流碰撞、承继学术发展脉络,在与其他学术主体的互动交往中共同推动学术传播成为整个学术生态中最具活力与洞见的知识空间,这依然是学术媒介一以贯之的使命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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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pK0yMjk0yv0hsjBlBSxc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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