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式媒介的报刊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发布时间:12/5/2019 11:20:19 AM 浏览次数: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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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近代重要舶来品的新式媒介,报与刊在进入由古典书籍制度宰制的中国原生媒介环境时,无法回避来自传统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培植出来的古典读者的双重叩问与审视,这意味着新式媒介需要在意识与制度两个层面上实现合法化才能融入中国本土。就此问题为导向,本文主要从媒介命名视角进入这一命题的研究,探讨新式媒介同古典书籍制度间的关系,及其在媒介权力关系型构中位置的变动。值得注意的是,报刊最终攫取媒介话语权的历程,也正是近代中国新式媒介制度的建构过程。
关键词:近代书籍制度  媒介生态  报刊命名
中图分类号:G215
本文刊于《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10月刊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新知冲击旧学,传统的知识体系和语义空间在西学的冲击下被迫重组和转型。由西方传入的新式媒介,成为传播新学的天然载体。从广义的技术、方式、手段等视角理解,报纸、杂志等载体以及技术层面的电报、印刷术等,均可视之为新式媒介。其中报纸与杂志则为新式媒介的主要形态,在中国近代的知识变革中发挥了重要的工具属性。由19世纪初期西方传教士首开其端、甲午战后涌现自办风潮的报纸与杂志,在信息来源、内容分布、出版周期、装帧形制、价值功能上均有别于中国传统媒介体系内的邸报、京报、塘报,并在日后的知识生产与信息传播过程中,取代并延阔了传统的媒介地位,型构了新型的媒介格局。报纸与杂志于近代中国的历程,可看作是新式媒介的典型代表。有鉴于此,下文对于报纸与杂志的指称,或直接以新式媒介称之。
  在尊西趋新的浪潮中,新式媒介工具属性的发挥之路并非无往不利。报纸与杂志这两种新式媒介,在进入近代中国并攫取印刷产品话语权的路途中,周身充斥着同传统文化与古典书籍制度间的众多羁绊与抵牾。同时,近代社会中受教于传统学问知识体系的古典读者,在认可和接纳新式媒介以及其身所载的新型信息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延滞。这些都意味着,新式媒介若要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由意识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合法化来引领。本文主要着眼于报纸与杂志这两类新式媒介于中国的本土化过程,从媒介命名视角探讨其同传统报业以及古典书籍制度间的关系,揭示近代中国媒介权力关系的变动。
一、学问取向与中式命名:两种本土化改造路径
  前现代时期的传统社会,学问向来以“文以载道”面目示人。甲午战后风雨飘摇时期,新式媒介被赋予变革时弊、改造文明之责。倍引瞩目之下,读书人大多怀揣对待学问的严肃心态审视报刊,报纸杂志在读书人心中被定位为“学术的报刊”①,期望通过这一新的文化形式来拯救帝国原有知识体系遭遇危机后的乱局。在这种共识中,新式媒介被贴上了“启蒙民众”“复兴国家”的标签。这一深具中国语境特点的独特媒介认识论,是晚清民国时期对于新型信息产品诉求的生动体现。不唯认知上如此,彼时新式学堂等教育机构中,新式媒介已然被视作一种学问而登堂入室。梁启超于长沙时务学堂任职时,新式媒介于日常教学中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②。梁氏于教学中引入报章体,将之纳入学问系统,同古典教学内容平起平坐。而梁氏所言报章体,则以“报馆论文”代之,可见彼时新式媒介的独特身份。
  在近代中国语境中,报章不仅以知识载体的身份存在,更是新式知识的直接化身。轻盈翩跹的西方报刊,来到中国后则多有负重,被整个社会附加了多种角色期许。身负重任之下,报刊内容上的整体气质呼之欲出——其内容远远溢出了新闻的范畴,评论时务、论述西学、介绍新知、建构知识新体系等,成为近代报刊最为常见的内容设置。这意味着,共同世界的现实情状需要报纸杂志来陈述,解释和改造这种现状的方法也同样需要二者承载。在现世的情境挤压下,新知与新闻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报纸杂志的内容。这是求学问道层面的信息改造,是新式媒介进入中国的合法化途径之一。
  从出版史与知识社会学视域考察,这意味着近代经历了一次知识的载体迁移,同时也是知识通过印刷新媒介实现的一次大规模载体扩张。这次载体扩张离不开学科体系的现实逻辑牵引——报刊进入中国境内时,迎接它的是据有数千年统治地位的儒家古典学问世界,零碎的西方知识远未成气候,现代学科体系在中国也还未扎根固化。这造成了新式媒介必须面对来自前现代古典世界的审视与规制,报纸与杂志在内容上很快落入了由“书”所规范的学问体系(这也是学问实现载体扩张的最大背后诱因),登载通今致用的学问成为报纸杂志的责任,唯前人世界为核心的问学格局渐遭破坏。有意思的是,这个由万千典籍与古典文化构成的前人世界,于新式媒介的命名上也同样大显神通,报纸与杂志的分类与命名中明显可辨由传统书籍所规范的语义空间。新式媒介同书籍制度间的斡旋,也构成了其进入近代中国的又一条合法化路径。
二、“遮羞”与趋新:用“新报”驱赶邸报旧象
  新式媒介登陆中国伊始,在分类和命名上即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格局。报纸与杂志混为一谈,几乎不作区隔;当泛称整个新式媒介时,除了运用时髦的“新闻纸”外,又多以“新报”二字囫囵称之。从规避文化适应风险的角度讲,这种混沌出自新式媒介的主动选择,其对中国文化施行了主动归附——既然要在书籍制度中存活,就需要同前现代时期被隔绝于书籍制度之外的“报”界保持距离。
  前现代时期,邸报系统被隔绝于书籍制度之外,始终作为文化体系的局外者存在。再加诸传统报纸“所传消息不尽可信”,又多经塘驿的杂役用“以锣随行”这种“举动多猥鄙”的方式进行售卖,社会因之“搬弄是非轻薄之”③,中国古典世界承袭下来的“报”业始终难入读书人的法眼。到了趋新的晚清,“报”这一指称,往往多借“新”字做前缀,以示其追“新”之志,并同“不誉之职业”的传统报业划分界限。这从彼时众多媒介的自称中可窥端倪。如1872年《申报》创刊时的《本馆告白》和《本馆条例》中对自我的称谓,用的便是“本新报”这一三字组合,而非简洁凝练的“本报”:“本新报议价,于上海各店售卖,每张取钱八文”,“如有贴告白货物船只经纪行情等款,愿刊入本馆新报者……如有西人告白欲附刻本馆新报中者……本馆之设新报,原冀流传广远,故设法由信局带往京都及各省销售。……本馆新报概系整卖……”④可见,不论是“本新报”还是“本馆新报”,刻意加一“新”字,是彼时非常通行的做派,这同日后的“本报”称谓虽然仅一字之差,却有云泥之别——这暗示着,似乎仅用“本报”二字,会给这个新式行业蒙上前现代时期的行业认知阴影。
  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于1883年出版的《自西徂东》中,以一篇题名《新闻纸论》的文章对此有过蛛丝马迹的暗示。文中“新闻纸”与“新报”并用,两次使用次数比为14∶25,“新报”多出近一倍⑤。两者的分布也彰明较著,花著开篇即谈这一新兴信息产业寰宇之内的普遍情形,这时全部使用的是“新闻纸”一词;当落地到中国时,则陡然用起了“新报”,“新报”也俨然有着专指中国报业的意味;当文末再度将中国放入宇内环视时,用语上便又增添了“华洋共处”的热闹,涉及中国时也会用“新闻纸”一词⑥。
  花氏从“新闻纸”转用“新报”,这种煞费苦心的用语选择,其意显然不在于要刻意营造“新闻纸”与“新报”的区分。如果考虑到花著全篇以劝诫口吻宣传“新闻纸”以呼吁中国境内多多开“新报馆”的行文宗旨,便不难发现此文通篇用心营造的区隔之所在——“中国诚能广传新报”,那么,“于民间不徒以邸抄见阅”。这句话说得很明白,与其说花氏在费心区分“新闻纸”与“新报”,不如说他在尽力避免令读者将以上二者同“邸抄”产生联想。“新闻纸”明明能够泛称报业全域,却少之又少地用到中国身上,说明“新闻纸”这一时髦的西化词语,在彼时要通过少用的方式来亲近中国国情;同时,为了更接近中国国情,古已有之的“报”被选用,但又不得不加“新”字作前缀,以彰显同邸报、京报、塘报等传统之“报”的不同⑦。这说明,新式媒介若顺利进入被“书”规范的文雅之境,便不得不排斥“报”字的负面形象与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于是,唯恐同邸报产生直接关联的小心谨慎,使得近代中国的新式媒介尽力撇清同旧报业的联系,以亲近书籍制度,快速进入近代中国文化权力结构的核心区域。这种认知相当深刻,且影响深远,连20年代早期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工作过的美国汉学家白瑞华(Roswell Sessoms Britton)也一再申明“中国新报纸并非从旧报纸脱胎而来”⑧。
三、 移情与比附:从“丛书”到“杂志”
  近代前期的新式媒介,除了需要同古典视域内的“报”字保持距离,以令喜闻乐见的“新报”名分泛称报刊整体外,有时更干脆自称为“书”;尤其涉及报刊个体的具体命名时,这一现象便体现得更为明显。
  近代初期传教士办刊,将这一信息产品称之为“书”,非常普遍。米怜(William Milne)在《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创刊序文中,便称:“……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⑨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六合丛谈》创刊号中也以“书”称之:“今予著《六合丛谈》一书,亦欲通中外之情,载远近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⑩《申报》为《瀛寰琐纪》撰写的广告词,也以“书”相待:“《瀛寰琐纪》一书,现已装订齐备,凡在上海发售者,仍由本馆代卖。”更为有趣之处在于,除了以书自拟外,新式媒介更主动混迹于书籍制度的分类体系之中——或者将之同中国传统文体并列,如出版于1838年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在谈到印刷品时,将新式媒介描述为“所刊印刷者,经、史、诗、歌、赋并新闻纸”;另一种情况则更为普遍,即近代早期往往将新式媒介比附进中国书籍制度中赫赫有名的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如花之安于《新闻纸论》中反复申论,报业从业者必须为“良史之才”。
  新式媒介的中国传播者并非不清楚书籍与报纸杂志的区别。这些明显以趋同中国文化为矢的的自我认知归附,很大程度上源自传教士的某种隐忧——19世纪早期,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在《中国丛报》中指出“华人不知何谓月刊杂志”,到了新旧世纪之交,情形依然未见好转。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忆述19世纪晚期新式媒介于上海之情状道:“而社会间又不知报纸为何物,父老且不阅报为子弟勖者。”对此情形,姚氏不无感慨:“噫!中西人知识之不侔,于此可见亦。”这暗示着,以书自称的这种古怪的自我认知,并非草率的无意识之举,反而透露着新式媒介浓烈的策略意识与宣传意志。传教士敏锐感知到,中国文化市场的入口并不好进,新媒介若要融入本土文化,必须要和由“书”这种意涵掌控和规范的世界达成某种妥协。毕竟,“衙门口坐着的抄写员,而非出于文人社会实践的合理想象” ,这个时期同“邸报”合流,无疑是危险而不明智的。为了规避或者降低被中国受众排斥的风险,新式媒介开始“伪装”成书示人,并试图通过归附传统文化分类体系这一方式获取某种安全庇佑。
  当然,以书自比也并非全出于一种策略化的自我想象。早期的新式印刷媒介,的确存在着相对恰切的中式对应物——丛书,从而水到渠成地成为传教士心目中比较理想的本土文化参照物。黄遵宪在“欲言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这篇诗文后,做过如下自释:“新闻纸……其源出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 这句话透露出一个典型的中国读书人对“新闻纸”的看法:报纸杂志实在和中国的丛书很是相像,体例、内容体量和用途范围上,均有过之而无不及。1911年,江亢虎在为《社会星》杂志做创刊陈词时,也做过如此假说:“本杂志……如丛书之单行本,或零星碎散,或如五杂俎,如多宝囊。” 有着丰富的中西文化阅历和新式媒介工作经验的江氏,在做此判断时,显然意识里留存着一个比较宏阔的印刷文化作为整体的参照系。如果仔细考察中国传统丛书属性,这个参照比对不得不说非常有意思。
  成熟于南北朝齐梁时代丛书之制,清代以来论及此,重点常落在“总聚众书为一书”上。丛书之“丛”,除了指谓数量上的“细碎丛脞”,也更多指向于汇聚众书,使之有序的这一编辑体例上。这就不难理解,以包罗宏富著称的早期报纸杂志,为何以“丛书”自拟了。即便不直接自称“丛书”,也多取“丛”字来自我命名。如以“丛谈”“丛刊”“丛报”命名者,前者如《六合丛谈》《文化丛谈》《科学丛谈》等,后者则包括一改再改后定名“中国丛报”的杂志  ,以及如雷贯耳的《新民丛报》。新式媒介的内容之“丛”,雷同于丛书“细碎丛脞”的特点;其有条不紊的栏目编排,从编辑体例上审度也近似丛书的有序;若从用途来看,则“用博”较之丛书也不遑多让。除了取“丛”字命名,近代新式媒介也多取“汇编”这一体现“丛书”制作过程的编辑语汇为自家取名,如1876年创刊的《格致汇编》,以及此后影响比较大的《译书汇编》《学报汇编》等。
  此后,新式媒介所“觊觎”的书之“雅”,连同与生俱来的“博”这两种意象,逐渐从“丛”的意涵中溢出,转嫁至“杂志”一词上,直至被后者垄断。“杂志”为汉语固有词,曾用于书名,如宋周辉记述宋人官制和杂事的《清波杂志》,清王念孙所著《读书杂志》等;也曾用于卷名章节,如古代地方志中常设的“杂志”一节,以记述那些无法归类的芜杂内容。较之“丛书”以大部头的“体积”夺人,并恰应着新式媒介的“博”而令人印象深刻,“杂志”在这方面的表现力度则先天不足,兜兜转转间才一波三折地成为新式媒介命名体系的正式会员。“杂志”进入新式媒介的命名体系,最早可追溯至1862年中文期刊《中外杂志》的创办。但这仅为孤例,此后大有见弃于人的势头。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起,“杂志”开始出现于新式媒介一些栏目名称的命名上,如1872—1875年间,《瀛寰琐纪》推出的“海外见闻杂志”“中外见闻杂志”等固定栏目;90年代起,以“杂志”一词命名栏目变得流行起来。到了20世纪初,偏安栏目一隅的“杂志”才冲出狭小的藩篱,重新回归对新式媒介整体形象的命名。《亚泉杂志》《东方杂志》《北京杂志》等世纪之初创办的杂志,一度深刻影响了以“杂志”冠名刊物的媒介命名生态。尤其诸如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系列杂志的长盛不衰与内容质量的权威,逐渐为“杂志”建构出了某种标志性的身份——这使得“杂志”最终成为新式媒介的类别指称,并得以从制度层面驱赶书报不分的混沌,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媒介坐标新格局。
四、突围与合作:新式媒介的独立以及同书籍的联动
  新式媒介踏入中国国门时,迎接它们的是有着千年历史的本土印刷文化。这股沉默的力量始终对报刊葆有一种定位威慑力,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渗透进对后者的自我认知与命名赋值中。新式媒介的本土化旅程,因而布满中式参照。
  由“书”带来的规范力量与先验式存在,对新式媒介来说,在文本形态乃至文化上构成了一种先天限制,迫使新式媒介于本土参照中不断反视自己,并在中方的凝视中建构自我,继而在“他者”主导的语境中沾染了诸多文化审美意义上的中式色彩。相比于西方祖源,近代中国报刊更像是一个面目异化的东方改良版,并在命名中出现了集群化的概念星丛——名称琳琅满目,却始终缺乏能够清晰界定新式媒介类别的指向性,一度造成近代的书报刊不分。
  有趣的是,到了民国时期,“书”的规训力量逐渐遭遇释解,报与刊“喧宾夺主”地攫取了信息产业的话语权,开始主导知识生产,在印刷市场中同书籍的互动上占据上风。30年代,作为一个外来人的白瑞华也明显感知到了这种变迁:“中国报刊问津如此众多的话题,以至于报刊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书籍出版行业的领地。”为近代出版业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新格局——“杂志和报纸副刊的竞争使得书籍出版这种传统媒体的生存空间只剩下再版和教材业务了”。  信息生产领域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在以“杂志年”“古籍潮”以及教材大战著称的30年代,体现得尤其明显。这意味着,在经历一系列自我合法化举动后,新式媒介挣脱了书籍制度的束缚,在信息产品市场中占据了一席之地,摆脱了附属的命运。
  从另一种角度看,新式媒介的“喧宾夺主”,为媒介生态带来的并非全然是紧张的竞争格局,书籍同报刊也可看作是内容选题上的合作伙伴,区别仅在于内容选题面世的先后次序——通过结构化的内容重组,将多期报纸杂志的内容进行主题化的拆卸与组合,便可各自成书进入再度传播的旅程。
  这一日后屡见不鲜的书刊联动出版策略,晚清时期即初见端倪。《申报》在创刊记序中,便顺口谈起过这种出版方式:“至合为成书,如远者《遐迩贯珍》,近者如《飞龙报篇》等书,至流传中国,岂不获益无穷者哉?” 被官方青睐的《西国近事汇编》以及影响深远的《海国图志》,也处处倒映着书刊联动的影子——“光绪初,上海机器制造局延美人金理楷、林乐知等翻译外报,每日或数日择其要闻十余条,印送官绅阅看,其式如手折。其刊印成册者,名曰《西国近事汇编》”;魏源“颇采外报之说”的《海国图志》,其成书过程,则多所依附新式媒介内容,同时代的张之洞也认为魏源“于道光之际,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 。到了民国时期,这种出版策略已然炉火纯青,为出版界普遍采取。其中佼佼者如世界书局,旗下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几乎全部采用先刊于杂志(或者报纸),再结集成书出版的模式。
  这种出入于书册内外,书中有报(或刊),报(或刊)中有书的回环往复,构成了近代媒介生态非常有意思的循环交流圈。
五、结语
  从媒介制度层面上看,书报刊之间最后形成的这种书籍内容多相受制于报刊的新局面,无意中透露出一种新式的媒介关系格局——作为舶来品的报与刊,同中国本土书籍制度之间,看似经历了前者被后者驯化,后者再被前者所制两种阶段。实际上,二者之间不如说是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的关系。报刊为适应中国的情由,不得不时刻留意和“屈从”于书籍制度的规制;在这种自觉的规制与有意识的模仿中,报刊以内容输出的方式渐露头角地改观了书籍的生产与制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上溯“祖源”时,我们会发现二者均同其源头有出入,不同程度地浸染了近代中国的独特属性。在两者之间这种迂回往复的变动与牵制中,近代中国的新式媒介制度也破茧而出。
注释
①这一认知并非孤例,如黄旦即持有“媒介就是知识”论,认为新式媒介是“新知”的重要载体,其本身更是一种知识类型:“……中国最初对于报刊的认识却并非如此,相反,作为一种外来新物,都是立足于‘新知’而接触、认识并加以使用。中国现代报刊是在‘新知’——媒介就是知识中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不仅是说报刊可以起到新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新知’,属于东渐的‘西学’”。见黄旦.媒介就是知识:中国现代报刊思想的源起[J].学术月刊,2011(12).
②《梁启超记时务学堂教学》,此文选自《梁任公书牍》卷上,上海:上海图书局,1921年(石印本)。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08.
③ 姚公鹤.上海闲话[M].吴德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28,129.
④本馆条例[N].申报,1872-04-30.
⑤周光明,杨烨.中国的媒介知识:以“杂志”为中心的考察[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
⑥花之安.自西徂东  智八?新闻纸论[J].万国公报,1883(732).
⑦ 这当然也同时代尊西趋新的风潮有莫大关联。罗志田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因为中西文化的竞争,存在一个思想权势的转移,即从以己为尊到尊西趋新。独尊己身时为“道出于一”时,至趋之若鹜于西学,且在各个层面尤其思想层面转向西化时,是为“道出于二”。见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清末民初思想与社会的权势转移[M]//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期的新旧之争.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10.从某种程度上审度,近代的印刷品市场也存在一个“道出于二”的时代转折,传统书籍的影响力开始遭遇滑坡的命运,新式媒介则强势渗透,二者间此进彼退,构成信息生产领域内新旧之间的竞争格局。
⑧ 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M].王海,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6.
⑨ 苏精.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0:158-159.
⑩ 伟烈亚力.小引[J].六合丛谈,1857(1).
本馆告白[N].申报,1873-01-13.
见裨治文编《美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二十二)第64—65页,转引自涂凌波.现代中国新闻观念的兴起[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6:34.
花之安此文篇幅短小,却反复四次申论了新式媒介从业人员的素养要求,以冲抵传统邸报从业者的不良印象,苦心建构新式报刊工作者“良史之才”新形象。见花之安.自西徂东   智八?新闻纸论[J].万国公报,1883(732).
此为裨治文于《中国丛报》上发表言论,转引自〔美〕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王海,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28.
季家珍.印刷与政治[M].王樊一婧,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5.
黄遵宪.黄遵宪全集(上?第一编诗词)?日本杂事诗 [M].北京:中华书局,2005:22.
元文(江亢虎).发刊词[J].社会星,1911(1).
王子舟.丛书起始辩证[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1(4).齐梁时代,以创丛书之成法的《地理书》和《法集》为丛书之祖。另有说法,丛书之祖为南宋二俞编辑的《儒学警悟》,此不一一。因远溢本文议题,在此不做过深讨论。
虽然《中国丛报》为英文杂志,但始终围绕中国叙事。旧译《澳门月报》,或译《中国文库》,又译《中华见闻录》《中华丛刊》。
梁启超不但自办报刊时取名“丛报”,在《新大陆游记》(1903)中,也大量使用“丛报”一词指称北美报刊。如谈到“托辣斯”时,引述了纽约媒体上所载的一份资本表,梁氏将其译为《四季丛报》;其他几处谈到美国当地报刊,也以“丛报”一词翻译之,如《每月丛报》《社会主义丛报》《北美丛报》等。见康有为、梁启超、钱单士厘.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新大陆游记及其他?癸卯旅行记?归潜记[M].岳麓书社,1985:440、458、464、535.此后受梁启超影响,以“丛报”命名者亦也大有刊在。
白瑞华.中国报纸(1800—1912)[M].王海,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103,127.
申江新报缘起[N].申报,1872-05-06.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长沙:岳麓书社,2011:84.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广译第五)[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4.
当然,这种先刊(或报)后书的策划形式、编辑方式,有时也刻意为营销而来,先前的报刊出版为内容博得了足够的关注后,再集腋成裘成图书的出版样式,累计的声名可在短时期之内为书籍宣传直接取用。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本文系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近代漫画的图像叙事与传播研究”(编号:18YJC860058)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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