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40年编辑出版学教育研究之理路
发布时间:2018/10/31 10:06:11 浏览次数: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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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四十载,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从改革开放后筚路蓝缕,到今日形成了囊括高职高专、普通本科、专业型硕士、学术型硕士到博士研究生的完整培养体系,为我国出版业输送了多层次的应用人才、管理人才、教科研人才,取得了长足发展和突出的成绩。编辑出版教育肩负着为出版文化产业提供、储备人才资源的重要任务和使命,不难看出,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研究的历史是与我国出版业命运同频共振的历史,是回应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现实命题的历史,是与我国编辑出版实践探索互促的历史,进入继往开来的新时代,让我们有了回望历史与前瞻未来的契机。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8)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尝试理清出版教育的步履轨迹,反省其现存的缺憾短板,探究编辑出版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展望未来的研究取向。
一、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计量分析
  本文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CAJD)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源,检索式为:(TI=('出版'*('教育'+'教学'+'人才培养'))-'教育出版')OR(TI='编辑'*('教育'+'教学'+'人才培养')))ANDYE BETWEEN ('1978','2018'),其中TI为篇名,文献发表时间选择1978年至2018年,检索截至2018年7月10日。检索结果经筛查,排除编者按、书评、新书书讯、会议通知、征文通知等非学术文章,共得到747份有效文献样本。以下将从文献增长及主题变迁、作者、发文机构及地区分布、来源期刊、基金五方面对编辑出版学教育研究的文献进行计量分析。
  1.文献增长及主题变迁



  本部分主要根据文献数量的增长规律将研究阶段进行划分并考察每个阶段的主题词变化。
  文献数量增长可以用一阶线性齐式差分方程(Nonhomoge-neous Difference Equation) ,即Pt=aPt-1来推算。其中t代表年份,Pt代表截至年份t已发表文献数量(累积频率),其中Pt-1为自变量,Pt为因变量,a为常数。根据文献计量,已知Pt与Pt-1,运用上述公式反推不同年份的a,即a=Pt/Pt-1。a为近似值的年份累积频率曲线斜率近似,趋近于直线,可据此划分研究阶段。本研究首先将所得样本按年份统计频率,得出累积频率(见表1),并计算各年份a值,将近似a值做整并后,得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文献增长存在两个转折点,可将该领域研究划分为三阶段
  文献关键词反映研究主题,能够较大程度代表一篇文献的研究内容,而基于关键词的共词分析能够较好地展现特定领域研究主题的结构脉络、演进态势。在主题词变迁数据处理上,我们将文献样本中含有的关键词抽出,筛选出累积频次大于3(含)的关键词并使用BibExcel、Ucinet软件将其处理为关键词共现矩阵,根据三个阶段研究主题变化,通过NetDraw软件绘出关键词共现图谱,寻求变迁特征。


  1978-1984年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起步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思想文化和新闻出版战线上吹来了改革的春风,出版业从沉沦中走出,呈现井喷式发展,图书总印数和总印张数年环比增长率均保持在10%左右。对编辑出版教育的探讨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中展开的(如图2所示),此阶段“编辑”一词中心度最高,“编辑”作为一种创造性具体劳动或职业名称是此阶段文献探讨的主题。历经“文革”“编辑力量”“青年编辑”“人才断层”“新需要”等关键词折射出新形势下编辑出版人才的增量不足,“宏观意识”“编辑素质”也反映出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队伍的质性要求。业界在认识到短期内解决专业人员培训与选拔之紧迫性的同时,殷切地提出了“新闻教学部门应重视编辑培养工作,明确制定专业培养的目标……争取在三五年内有计划地培养出一批能够适应要求的编辑人员”的期望,向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下订单”。“出版工作”“发行工作”“印刷教育”“人才管理”等涉及具体业务的关键词零散见诸部分文献,尚处研究边缘。
  此阶段7年间文献累计6篇,作者来自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等老牌强社及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为代表的科研机构。


  1985-2003年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发展期。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在这一时期发展势头迅猛,有两条主线:一是我国出版业历经调整徘徊、发展放缓,进入了全新增长期,出版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二是编辑出版学科建制取得合法性,呈现出多专业、多层次、多规格、多渠道特点的编辑出版教育体系基本形成。随着编辑出版学取得学科建制,此阶段研究主题日渐明晰,如图3所示,“出版教育”一词中心度最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次之,既有“学科建设”“办学方向”“办学定位”“专业建设”“课程设置”“教育模式”“教学改革”等学科成立初期的探讨,也有“DTP”“多媒体”“计算机排版”“彩色桌面处理系统”“技能训练”“出版技术”等具体技术、业务及相关课程开设介绍,亦有“英国出版教育”“美国出版教育”“考察”“办学经验”“经验交流”“历史沿革”“发展史”等沟通中外、贯穴古今的出版教育经验成果。研究者对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热情空前,历经稳定发展,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初具规模。
  此阶段19年间文献累计148篇,年均发表7.79篇,55.72%的作者来自高等院校,高等院校首次超过出版业界成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主力。
  2004-2018年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转型期。社会转型势必会导致出版转型,出版转型则倒逼编辑出版教育转型。进入新世纪,我国的出版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出版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进步为整个出版产业发展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能。与之相适应,围绕编辑出版教育在全新媒介环境下的培养目标、办学模式、培养方式、学科建设、课程体系、人才素质结构等维度,研究者展开了宽口径且多层次的重定向与再思考。如图4所示,此阶段“人才培养”一词中心度最高,“数字化”“全媒体”“数字出版”“媒介融合”“网络编辑”等成为研究热点,“产学研”“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创新”“转型”“教学改革”反映出学界和业界的教育力量、研究力量出现了联合趋势,“问题”“对策”“策略”“启示”显示出各项研究更加强调问题意识与问题导向。
  此阶段15年间文献累计593篇,年均发表39.53篇,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受到来自学界和业界的广泛、持续的关注。


  2.作者
  统计发现,检索所得747篇文献样本共涉及992名作者(含合著作者),发表3篇及以上文献的作者共52人,占作者总数的5.24%,共涉及195篇文献,占总文献的26.10%;发表2篇文献的作者共70人,占总作者数的7.05%;发表1篇文献的作者共有868名,占作者总数的87.50%。有1篇文献的作者人数达5人,有8篇文献署名为课题组。根据普赖斯定律“核心作者应该完成所有专业论文总和的一半”,在该研究领域曾发表3篇文献以上的作者,他们完成的195篇文献远不及747篇总文献的一半,由此可判断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大多作者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不能持久、深入地对该领域展开研究。
  作者贡献率等级分配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出合著论文各位次作者的贡献情况。假设所有合著文献署名均以作者贡献大小的次序排列,且其贡献份额的递减程度是相同的,对于一篇有n位作者完成的文献,第ni名作者(i=1, 2,3 … n)应得的权重为:


  其中n为作者数量,i为各作者在文献中署名位次,由此可得出对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贡献较大的高产作者(篇幅所限仅列出前30位作者发文权重,同权重排名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见表2)。高产作者(TOP30)大部分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事新闻传播、编辑出版、图书情报等专业的教学、研究或服务管理工作。随着该领域研究向纵深发展,高产作者有潜力形成核心作者群。


  3.发文机构及地区分布
  剔除72篇未注明发文机构文献及13篇海外作者所发文献,747篇文献中共计662篇明确标注各作者所属机构,发文数位列前30的机构为文献高产机构(见表3)。依照各发文机构性质,可将其分为党政机关、高等院校、出版企业、科研机构、民间团体5种类型(见表4)



  由数据可见,文献高产机构(TOP30)占已知发文机构总数的10.27%,累计发文366篇,占已知发文机构文献总数的55.29%。40年间,全国182家高校(含大学、专门学院、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累计发文542篇,占总数的91.85%。改革开放后即批准筹建的北京印刷学院,以及最早兴办图书发行学、成为我国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翘楚的武汉大学,位列高产机构前二,各累计发文41篇及40篇。全国84家出版企业(含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社、报社、期刊杂志社及其他出版产业相关企业)累计发文76篇,占总数的11.52%。文献高产机构(TOP30)中,九成机构为高等院校,其中“985工程”院校5所,“211工程”院校12所,普通本科与高职高专分别为11所及4所,它们既是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主阵地,也是现有编辑出版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立于1985年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所(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成立于1992年的中国编辑学会,是出版、编辑领域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的极具代表性的全国性、专业性科研机构及民间团体,分别累计发文14篇及8篇。国家新闻出版署是我国新闻出版业的行政主管部门,从最初对编辑出版高等教育的可行性研究,到培养图书编辑、出版管理、书籍装帧设计等人才的方略设计,再到专业设置、办学方向、条件、培养目标等从宏观上作了规划性研究,累计发文11篇。



  由数据可见,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发文机构分布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其中189篇文献由来自北京市的机构发表,占总数的26.18%,远超全国平均水平。此外,来自湖北省、上海市、河南省、江苏省、湖南省、安徽省、吉林省的机构累积发文均在30篇以上(含)。来自华北地区的80家机构累计发文222篇,华东地区90家机构发文194篇,华中地区42家机构发文144篇,三区累计发文占总数的72.60%。未见来自青海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机构发文。
  透过发文机构地区分布情况可管窥我国各地区编辑出版教育乃至出版产业发展状况。研究地区覆盖广但不平衡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各地区编辑出版教学资源、力量、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一般来看,高产机构属地对编辑出版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更高,教学资源和人才培养质量亦处于领先位置,该地区出版产业也更繁荣。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与其成果传播与各地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发展程度存在明显关联。
  4.文献来源期刊
  747篇文献均有明确来源期刊,将各期刊曾用名与现用名合并处理后,统计得出共215种期刊,载文数位列前30期刊为文献集中来源,各刊载文数及复合影响因子、综合影响因子能够较为直观地展现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成果的集中与影响情况(见表7)。



  由数据可见,文献集中来源(TOP30)占来源期刊总数的13.95%,累计刊载文献522篇,占总数的69.88%;文献集中来源(TOP10)占来源期刊总数的4.65%,累积刊载文献386篇,占总数的51.67%。文献集中来源(TOP30)中,《出版发行研究》以累计61篇载文数位居榜首,累计载文数30篇以上(含)的期刊有《中国出版》《编辑之友》《出版与印刷》《出版广角》《科技与出版》《中国编辑》《现代出版》,文献来源数量集中度明显。56.67%的期刊被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五成期刊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收录。影响因子作为评价期刊办刊质量的定量化指标,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期刊载文质量。剔除6家缺失影响因子数据的期刊,文献集中来源(TOP30)平均复合影响因子0.677,平均综合影响因子0.495,复合影响因子极差2.147,综合影响因子极差1.953,以此标准期刊质量差距值较大。
  5.基金
  国家自然、人文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立项课题与研究成果,对各项事业及具体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科研项目的推进和研究者的激励作用重大。由数据可见,40年间共16项囊括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课题取得国家级立项,139项课题获得部级省厅级基金支持。统计显示,共计166篇文献获得各级基金支持,占总文献数的22.20%。累积各级基金支持课题226项,按基金级别分类统计如表8所示。

  二、对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问题的梳理
  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论文的计量分析,参照相关学科教育研究的论文发表情况,可见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伴随着出版业的复苏到繁荣,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创立到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总体呈现出如下特点:稳定且初具规模的高产作者队伍能够针对该领域进行深入、持久研究,发文具有连续性;文献来源数量集中度明显,集中来源期刊质量上乘,高水平的编辑出版教育学术空间正在形成;研究视野开阔,善于汲取其他学科教育、外国出版教育的优秀经验。但不容否认,制约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深入发展的障碍依旧存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基础理论研究薄弱。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与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建设存在内在关联性,研究编辑出版教育不可规避学科的基础理论。目前,编辑学、出版学的学科发展的进度制约着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整体进程和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与新闻学、图书情报学等邻近学科相比,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发文总量和年均发文量较少,涉及基础理论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编辑出版教育作为依靠编辑出版学学科发展的研究领域,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石作为支撑,但符合该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体系、范式、方法尚未形成,许多研究仍滞留在简单借鉴和挪用其他学科理论的阶段,造成缺乏理论支撑的现象性、经验性、应然性的叙述多,而学理性、思辨性、批判性的研究少。基础理论研究薄弱成为制约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提升层次的瓶颈,并进一步阻碍编辑出版教育实践的发展。
  二是跨学科、产学研协同研究不足。一方面,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是综合性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既涉及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亦涉及教育学、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等社会学科,学科互涉使该研究领域课题规模日益拓展的同时,研究难度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与编辑出版实践紧密结合是编辑出版教育发展的动力,紧扣行业发展的脉搏是任何一个以应用为目标的专业教育发展的普遍规律。蔡翔教授指出“出版人才不能适应产业需要,责任既在学校,也在产业……有什么样的产学结合,就有什么样的出版人才。”综上,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实践性为研究开展提出了很高的协同要求,须集各方关系以成合力。
  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与书报资料中心发布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作者合著状况分析报告》认为,合著率较高的学科,合著论文质量也较高,这说明合作研究对于学科发展会产生积极作用。由上文数据可见,占文献总数73.81%的论文作者署名1人,21.05%的论文作者署名2人,作者署名3人(含)以上仅占5.13%,以课题组或研究团队名义发表的研究论文仅8篇。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论文的低合著率反映了该领域跨学科、产学研协同研究严重不足,多数研究囿于研究者自身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实践经历,导致研究视角相对单一,缺乏方法创新,不能解决日益凸显的编辑出版教育产销不对路等一系列现实问题。
  三是研究成果转化不力。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能够形成指导教育改革发展实践的科研成果,这首先要求研究成果要有科学性、可行性,其次要有配套方法措施、体制机制促成科研成果从理论转化为驱动出版业改革发展的新动能。整体上看,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成果的转化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1)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但缺乏对推广转化配套方法措施、体制机制的考量,致使其理论指导意义难以发挥。例如关于教育改革的研究成果,因各高校的行政体制、师资力量、教学资源等存在巨大差异,导致高校在借鉴实施时往往无法充分利用这种极具特殊性的经验介绍式成果。(2)虽然具备成果转化条件,但部分研究成果本身的科学性、可行性尚待推敲,或受主客观条件制约,成果水平有限,在实际应用中难以实现指导效果。如关于出版人才培养策略的研究成果,虽给出独立的设计方案与构建策略,但研究缺乏持续跟踪,亦没有对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可行性进行绩效评估,其研究成果的信度、效度大打折扣。
  三、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未来趋势
  一是从维护学科合法性出发,注重编辑出版学学理性问题探究。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首先有赖于编辑出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编辑出版学在1997年进入全国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但对其学科合法性问题的探讨至今未曾止休。李频教授认为“由教育行政部门颁布赋予了它(编辑出版学)本科学历教育的合法性,但未必有学科合法性, 它自身概念重叠且概念结构关系指代不明, 并非较严格的学科概念,只增加了编辑学、出版学的相互关系紊乱。”
  学界对于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性建构、合法性诉求则始于改革开放后。由于学科建制的历史较短,编辑出版学获得合法性的途径有限,相比新闻学、传播学等邻近学科,编辑出版学发展至今学科根基仍较薄弱,缺乏独特的话语方式、概念体系、学科范式、文化结构、研究方法。倘若学科本体理论不能得到系统建构,势必会对以此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决策咨询造成困难,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便会成为无本之木。编辑出版学虽取得了二级学科建制的外在合法性,但这种合法性只是依靠行政力量确立的、带有让渡性质的建制合法性,而非学科本身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编辑出版学学科建构仍存在不成熟及内源合法性不足等问题,对学科合法性的关照绝不能因学科取得建制合法而停止。当前,在内外部因素刺激下,编辑出版学发展正历经深刻的变革,相关研究者也亟需秉持自我否定的勇气、自我革新的精神,从概念、方法、观点、理论及结果方面来呈现确定性以不断地重新赋予学科合法性。
  据统计分析,对编辑出版学学科合法性的探究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科设立前后曾出现过高潮。我们欣慰地看到,近年来开始重新出现注重学科本位取向的研究,从维护、增强学科合法性出发探讨编辑出版学的核心、本质、外延、边界,尝试理顺学科内部结构、明确研究主攻方向,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强基固本。编辑出版教育研究作为立足于编辑出版学的研究领域,需要确立并维持一种基于编辑出版学学科专业内的自我认同和来自学科外人士重视的学科承认。随着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纵深推进,对编辑出版学学理性问题探究的研究取向,以及对学科合法性问题追问与探讨的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二是以科研成果转化为价值追求,产学研协同研究深入开展。编辑出版学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应用型学科,开展协同研究能够有力地推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交流与共享,实现不同领域研究者研究资源、知识结构的优势互补,能够有效地保持理论与实践创新。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是连接业界与学界的纽带,直接为教学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旨在通过深化学科建构,增强教学建设、教学管理、教学改革的科学性,提升教学质量,归根结底是要为我国日新月异的出版业培养优秀人才,回应业界对编辑出版人才的素质性、结构性诉求,自其滥觞就带有深刻的“应然式研究”烙印。
  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者以来自出版社、报社、期刊社及中央或地方新闻出版局等的从业者、管理者居多,他们从出版业对编辑、出版人才的需求出发,对未来的编辑出版教育做出设想。随着编辑出版学学科取得正式建制,研究主阵地也逐渐从业界转向学界。缺乏实证且以揣测业界需求为出发点的研究却成为主流,这种研究往往流于抽象且宏观的应该如何、应对策略的空谈,或沦为政策解释的艺术,文献结构模式属于典型的“三段论”—人才培养现状如何、存在何问题、采用何策略应对,难免有“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之嫌,具体实用性较差,其研究成果转化价值亦无从谈起。
  进入新世纪,互联网、数字化技术突飞猛进使融合媒介背景下的出版业发生深刻的整体性、结构性变革,编辑出版学人才培养、学科格局与业界的发展需求出现错位且有持续扩大之势。为弥合这一差距,近年来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更多研究敢于聚焦当前编辑出版教育的现实问题、本质问题。据统计,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来自业界的声音开始增多,合著论文中“业界+学界”的著者搭挡占比提升,研究密切联系行业管理、产业实践、教学实践,跳脱出单一的研究视角,有力地突破研究者自身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实践经历的局限。产业专项基金、出版企业自设课题与博士后流动站的建立,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成果的转化提供了现实土壤,研究课题的目的性更强,成果转化率也自然提升。

  随着横跨产学研各界的协调沟通路径进一步明晰,以及行业协会、学会和其他学术共同体的协同联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产学研协同研究将继续深化。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需要在协同研究的互动中及时发觉编辑出版教育的时代问题,以最终研究成果能够实现出版生产力转化、解决好理论逻辑与实践的矛盾为归宿,对现有教育进行反思、批判和变革,研究方能彰显其意义所在。
  三是以学科互涉促进知识生产,跨学科研究空间持续拓展。美国学者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认为“边界跨越所造成的互动与重组就像边界的形成与维护一样, 也是知识生产与知识构成的中心。”到今天, 学科间的对话互动、边界跨越业已成为各领域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出版活动素有承载与传播人类一切文明的文化使命,开放、包容、兼蓄也自然是编辑出版学的学术品格。通过与相关学科对话,实现知识与观念、思辨与创新、批判与自省、激情与理性、传统与现实的碰撞,为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擦出灵感的火花愈发成为研究者共识。
  我们注意到自2008年以来,编辑出版教育领域中跨学科、跨地域、跨领域的复杂课题开始出现,面临不同结构性力量的矛盾冲突,主动寻求与其他学科开展对话、交叉渗透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选择。客观而言,由于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生产机制,至今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领域的跨学科尚处于研究者分散求索的阶段—他学科话语体系、研究方法开始大量涌现,思辨研究受到实证主义的支配,量化及数理统计运算被大量引入,甚至存在对跨学科研究的误解和滥用。在编辑出版学自身学科合法性尚未巩固的前提下,研究取向极易受唯方法主义、拿来主义扭曲,对本研究领域乃至本学科产生剧烈冲击。因之,我们须警惕编辑出版教育研究领域呈现出多元特质的跨学科趋势,拓展了研究发展空间、丰富了研究想象力的同时,编辑出版教育研究的学科主体性受到消解,沦为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跑马场,陷入“自我奴役”的尴尬境地。
  回顾既往,盱衡未来,我国编辑出版教育研究者势必转变研究取向,在通过学科互涉促进本学科本领域知识生产的同时,始终保持研究的批评性,以审慎的态度促成编辑出版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融通,实现对编辑出版教育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回归,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与历史进步的逻辑中开拓新路。
  * 本文系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新闻出版业‘十三五’时期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课题编号:2016B251)、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地方高校传媒类专业集群应用型发展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本文作者陈莹,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徐鑫,吉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版专业硕士
  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8年第4期,题为《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研究的理路分析——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全文数据库(1978—2018 )的文献统计》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MzExNzQwNQ==&mid=2247485634&idx=1&sn=998aec9dfc2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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