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文期刊与大众传媒时代的开启
发布时间:4/25/2019 3:17:33 PM 浏览次数:653
分享到:

摘要:晚清时期是我国中文期刊出版的初始阶段,相对于中国传统报刊和书籍,近代中文期刊是一种全新的出版传播载体,经历了从传教士办刊到国人独立办刊,再到海外华人办刊的主体转换,形成了官办、民办、商办等多种办刊模式并存的局面。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文期刊的产生和发展更多地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知识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各种政治派别均以创办报刊作为教育和发动民众的途径,推动中文期刊走上专业化、通俗化和民间化的道路。
关键词:大众传媒  期刊观念  办刊主体  读者市场
中图分类号:G237
  作为中西文化交融的反映及其产物,晚清中文期刊的崛起,开启了中国大众传媒时代的新纪元。自此起,中文期刊作为一支活跃的媒体力量,在启迪民众思想、推动政治进步、促进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站在今天回顾中文期刊的童年,对于认识当下的媒体变局或许另有一番价值。
  一、报与刊:近代期刊分野观念的形成
  在西方,期刊一词源于英文“periodical”,初指代周期性刊物,于18世纪末最终定义为连续性出版物。马礼逊等西方传教士在19世纪前期引入西方期刊概念,并结合传教需要,将它加以中国化的解读,统称西方出版的报纸和期刊为新闻纸,并在办刊实践中创办了一批兼具报纸与杂志性质的中文刊物。这里,他们是深知西方世界对报与刊界定的区别,但在中国创办中文报刊时却又有意糅合了报纸的新闻要素和期刊的知识元素。19世纪中期以后,传教士中文期刊一方面继续朝着报、刊合流的方向发展,同时为区别于中国传统报刊,这种中国化的类型被称为新报,其内容涵盖了英语periodical、newspaper等多个词的词义。也就是说,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期刊,无论是早期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六合丛谈》,还是后期的《万国公报》都既刊登新闻又介绍各方面知识,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办刊模式。
  鸦片战争前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办刊理念,并参与了他们的办刊事业。林则徐、魏源等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把翻译的西方报纸叫作“澳门新闻纸”,这即是传教士办刊理念的一种折射。此后生活在沿海通商口岸的新知识分子,其著述通常把报与刊当作一种出版物即“日报”来看待,如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日报”篇、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等。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不断丰富的办刊实践中,逐步认识到报与刊的分别。1896年,梁启超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分析了报刊分类的不同标准,认为若按刊期分,“或季报,或月报,或半月报,或旬报,或七日报,或五日报,或三日报,或两日报,或每日报,或半日报”等。次年,严复把当时的中文报刊分为明当世之务、讲专门之业两大类,指出报与刊的读者对象有明显区别:“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维新派往往更倾向于选择旬报、月刊的刊物模式,如《强学报》《时务报》等,因为这种媒体形式更能满足议政论政的诉求。
  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人士流亡海外,青年学子出国留学。这些海外知识分子既受到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欧美新闻学著作影响,又有自己办刊的亲身实践,进而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报与刊的媒介功能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1901年,梁启超详细阐述了报刊分类的新见解,认为报刊分为日报与丛报两类,彼此区别在于内容选择,如丛报或称期刊,为旬报、月报,“其搜罗极博,其门类极繁,如政治、如理财、如法律、如哲学、如教育、如宗教、如格致、如农工商、如军事、如各国近事、如小说、如文苑、如图画、如评骘各报,无一不载,而其选择又极严”[1]。同一时期的范祎亦强调期刊是“社会之公共教科书”,认为“主持舆论,阐发政见,评议时局”是期刊报章的“天职”。[2]这种报刊分野观点亦反映在留学生办刊实践中,即他们所创办的刊物名称一般不再使用某某“报”,而是使用“杂志”“月刊”“学报”等更具有期刊特征的名称,如《浙江月刊》《云南杂志》等等。可见,在中国期刊史的早期,报与刊都是作为一种出版物而存在的,报刊分类意识以及期刊观念是近代中国人在办刊实践中,通过对西方报刊观念的消化吸收而产生出来的。
  二、书与刊:新式传播载体的特色
相对于传统图书与刊物,近代中文期刊是一种全新的出版传播载体。西方传教士及中国知识分子在办刊实践中吸纳传统书籍的元素,结合期刊媒体特点不断加以创造,逐渐形成了中文期刊的载体风格。
  一是亦书亦刊的载体形式。早期传教士中文期刊为迎合中国士人的阅读习惯,采用木板雕印技术,以线装书册发行,对中国读者也以书籍相称。它与传统书籍存在明显区别,前者是按照一定的刊期连续出版,每期多注明出版日期,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第1期封面上标注“嘉庆乙亥年七月”,而《遐迩贯珍》注明刊号并开始采取公元纪年。这些刊物还均采取分类编纂的方法,在卷首刊有本期内容目录,并设有固定栏目。这些都是近代期刊的基本特征。《时务报》《知新报》等中国人在戊戌时期自办的刊物也全面效仿了传教士中文刊物。至20世纪初,《新民丛报》《浙江潮》《新世界学报》等采用了近代印刷技术,装帧方式才由传统的线装本过渡到平装本,从而形成了完备的近代形态的期刊。
  二是由内而外的信息来源。早期传教士中文期刊刊载的内容,既有介绍西方的内容,也有取自传统报刊的信息。《遐迩贯珍》“今日杂报”栏目刊登的信息,多出自《京报》;而《万国公报》亦将转载《京报》列为首要内容。后来,国人自办的中文期刊即使是《时务报》等风行一时的重要期刊对这一做法照搬不误,在转载外来报刊消息的同时,设有“上谕”栏目转载传统报刊的内容。直到20世纪初,许多知识分子走出国门,他们创办的期刊放弃摘抄《京报》的做法,而是从外国报刊中取材,并注重多重信息知识的综合承载。如《新民丛报》“纯仿外国大丛报之例”,分设24个栏目,内容涵盖社会各层面,“务使读者得因此报而获世界种种之智识”[3]。
  三是专业化类型化的办刊方向。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学的输入和近代城市的崛起,早期传教士中文期刊经历了从以宗教性刊物为主逐步向以世俗性刊物为主的转变,满足不同读者需求的多种类型刊物亦大量涌现。以1872年申报馆创办《瀛寰琐记》为标志,我国第一批文学期刊陆续面世;以1876年傅兰雅创办《格致汇编》为标志,我国第一批科技期刊相继出版;以1884年嘉约翰在广州创办《西医新报》为标志,我国第一批医学期刊渐成声势;以1874年创办于福州的《小孩月报》为开端,带动了一批儿童刊物的创办;石印技术的传入和使用,“开启了以‘价廉费省’的石印方式报导‘各国新奇事’的新时代”[4],催生了创办近代画报的第一次高潮。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国人自办中文期刊的办刊方向更趋于多元,如《无锡白话报》走底层路线,“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5],至20世纪初更是出现了《浙江潮》等针对特定人群的专业期刊、同乡期刊等新类型期刊。换言之,近代中文期刊的初创时期已经具有了此后专业化、类型化发展的基础。
  三、西人与国人:办刊主体的转变和多元
  晚清中文期刊的创办,始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他们不仅揭开了近代中文期刊发展的序幕,还为之培养了第一批办刊队伍。这些参与早期中文期刊创办的中国知识分子,逐步取代了传教士,成为近代中文期刊的主导力量。
  在早期传教士期刊实践中,仅是基督教中国信徒参与版刻印刷事务,如协助马礼逊编辑《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梁发。鸦片战争后,部分通商口岸的新式知识分子参与传教士办刊实践并承担了编辑事务。譬如黄胜、王韬两人参与《遐迩贯珍》编辑事务;王韬、蒋敦复、韩应陛、李善兰、管小异、张文虎、顾观光等人承担了《六合丛谈》的撰稿工作及其中的西文翻译事务;《格致汇编》虽说是传教士傅兰雅任主编兼主要撰稿人,但我国化学家徐寿则具体负责集稿和编辑工作;《万国公报》得到了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范祎等人的支持。这批率先进入西方传教士和外商报刊机构的中国人,在参与编务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办刊经验,开始了独立创办刊物的尝试。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国人自行创办了《西国近事汇编》《循环日报周刊》等9种中文期刊,改变了外人独占中国近代期刊事业的格局。
  随着戊戌时期中文期刊创办高潮的到来,维新人士逐渐取代西方来华传教士成为办刊的主力军。譬如,《时务报》由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任主笔;《知新报》由何廷光、康广仁任总理,梁启超、徐勤、何树龄等任撰述;《广仁报》为康有为弟子赵廷飏、曹硕等任主笔;《蜀学报》为宋育仁在重庆创办,由吴之英任主笔,廖平任总纂;《实学报》由王仁俊任总理,章炳麟任总撰述;《经世报》由宋恕、陈虬等任撰述。
  由于20世纪初国内形势的变化,中文报刊在海外迅速发展,成为当时的主力军,作为创办主体的新式知识分子的成分亦变得更为多元:有的是留日学生群体,如《译书汇编》由日本留学生励志会会员戢翼翚、雷奋等人创办,《江苏》由江苏留日同乡会出版;有的是开明士绅或新式知识分子,《亚泉杂志》由杜亚泉创办并任主编,《教育世界》由罗振玉发起;有的是进步政治团体,《二十世纪之支那》由华兴会会员宋教仁、黄兴等人创办,《民报》由同盟会会员胡汉民、章炳麟等人主编。
  近代中文期刊兴起于民间,至戊戌变法时期才引起官方重视。当时,光绪帝颁布一系列“上谕”,去除“不准议论时政”的禁忌,明诏奖励办报,对书刊报纸“一律免税”。到清末新政,部分政府官员为与民间报刊争夺舆论主导权,开始加入到办刊活动中来,创办了一批官报。譬如,《北洋官报》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出资创办,《湖北官报》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河南官报》由河南巡抚陈夔龙主办,《山东官报》由山东巡抚杨士骧等人创办,《浙江官报》由浙江巡抚增韫创办。至此,近代中文期刊基本上实现了从传教士办刊到国人独立办刊的主体转换,形成了官办、民办、商办等多种办刊模式并存的局面。
  四、精英与大众:期刊读者市场的形成和分化
  鸦片战争前,海外出版的中文期刊以传播教义为主旨,赠送给南洋一带的华侨及中国本土民众,“通过朋友、通信来往者、旅行者、船只等带到东印度群岛的中国人聚居地,以及暹罗、交趾支那和中国的部分地区分发”[6]。自《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起,中文期刊才逐渐转到中国大陆刊印发行,面对的也多是国内的新式知识分子及开明官绅等精英阶层。对于传教士中文期刊介绍的内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对其科学知识部分颇感兴趣并加以接受,对基督教义部分则给予摈弃。19世纪60年代以后,传教士中文期刊逐渐分化,一类针对教会信徒,专注于传教,如《中国教会新报》;另一类以新式知识群体为目标读者,如《格致汇编》《万国公报》等。后者的读者群体更为细化,大致涉及五个层次:一是清朝皇帝和政府官员;二是清朝驻外使馆人员;三是书院及学堂的学生,如厦门博闻书院、烟台敬业书院均为学生订阅“各处新报”[7];四是中国信徒;五是中国绅士和普通民众。[8]
  戊戌维新时期,国内社会人士逐渐自行订阅各种中文期刊,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市场开始形成。譬如《时务报》创刊后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趣之,如饮狂泉”[9]。订阅该报的读者主要为官绅和书院、学堂的学生。这其中,地方官员不仅自己订阅,还极力举荐推广,其支持《时务报》等维新报刊的举措时时见诸报端。陶在宽在杭州、绍兴“每遇亲好,力劝其看《时务报》,以广见识”[10];湖南时务学堂把“《时务》、《知新》、《湘学》各报”作为学堂学生的“专精之书”。在四川泸州师范学堂、浙东中西学堂甚至传教士创办的学堂书院中,师生传阅《时务报》的现象相当普遍。到了后期,《时务报》的读者群还扩展至大城市中的商人群体,如裘廷梁在估算无锡读者群体时认为:“能阅《时务报》者,士约二百分之九,商约四五千分之一,农、工绝焉。推之沿海各行省,度不甚相远。”[11]
  民气提升到新的政治高度,主张要“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戊戌维新失败后,中文期刊的读者群体又向普通民众开始拓展。《清议报》将广民智、振之喉舌提升到新的政治高度。[12]随后的《新民丛报》更直接呼吁要“维新吾民”:“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13]同时,众多海外创办的中文期刊也特别关注底层民众。例如,《豫报》提倡要“扩充见闻”“唤醒桑梓”[14];《四川》主张就“输入世界文明,研究地方自治,经营藏卫领土,开拓路矿利源”等问题“切实发挥,和平鼓吹,使我蜀国同胞起作神州砥柱”[15]。此外,当时兴起的白话报刊也标榜要唤醒妇孺及城市底层民众,即它们所说的“中下等社会”。《中国白话报》声称,若能办刊三年,“包管各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16]。从客观效果来说,随着民智的开发,近代中文期刊通过在中下层社会的传播,建构起“阅读共同体”,并逐步形成分众化的读者市场。
  五、结语
  晚清时期是我国中文期刊出版的初始阶段,其间经历了由外国人在海外创办中文期刊,渐次向我国沿海和内地推进的过程。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文期刊的产生和发展更多地受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利益的驱动,起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知识精英而不是社会大众。各种政治派别不约而同地把创办报刊作为教育和发动民众的途径,推动期刊走上专业化、通俗化和民间化的道路。
参考文献
[1][9]梁启超.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J]. 清议报,1901(100).
[2]范祎. 万国公报第二百册之祝辞[J]. 万国公报,1968.
[3][13]本报告白[J]. 新民丛报,1902(1).
[4]陈平原. 书画争夸点石斋[J]. 文史知识,2006(4).
[5]裘廷梁. 无锡白话报序[J].时务报,1898(61).
[6]米怜. 新教在华传教前十年回顾[M].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翻译组, 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73.
[7]烟台设立敬业书院二启[J]. 万国公报,1968:6653.
[8]杨代春. 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81-89.
[10][11]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092,2625.
[12]清议报叙例[J]. 清议报,1898(1).
[14]仗剑. 豫报之原因及其宗旨[J]. 豫报,1906(1).
[15]四川杂志广告[J]. 广益丛报,1908(155).
[16]白话道人. 中国白话报发刊词[A]//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 中国新闻史文集[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3.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KWymEYOZl1RkZTP066b3kg

声明:本网站为非盈利网站,大多信息来源于网友推荐。如果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人认为违反了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我们会在24小时内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