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期刊为何成了商品?
发布时间:2017/6/23 11:05:48 浏览次数: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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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化过程随着资本文明的进展而卷入越来越多的对象与地理空间之际,学术工作及其知识创造也时常难以回避,160年前的早熟预言,有越来越浓厚的成分成为真实的情境:“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高等教育是优质财(merit goods),事涉现代公民素养与能力的培育,更涉及社会公正与阶级流动,即便在美国这个号称西方最为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价格原则的国度,高教学费也无法完全支撑高教机构的所有支出,除少数例外,教育机构不仅依法不能,而且也无法是营利事业。就此来说,教育不是商品、不能成为产业,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对于取自纳税人的预算之分配,承担自基础至高等教育的部分费用。当然,这并不是说绩效原则(principle of performativity)没有渗透至高教单位,也不是说有些高校没有商业行为。刚好相反,要求知识的创造与传授直接以学生就业机会或教研创收(通过争取科研基金或转化本身研究项目为商品)等形式,不过,学院高墙也会以其“神秘氛围”或说符号象征的尊荣,自设相对自主于绩效原则的教研人员等级划分。证明自身价值的大小,而在此过程通过各种评鉴排比,将教研人员的高低等地分门别类,以至于引发非议,指责大学已成知识工厂、已仿效企业财团而商业化,并且业已引发高教人员的反抗(如,集结为工会运动以求抗衡),堪称是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高教的最大特征。

  吊诡的是,大学固然不是商业机构,但是高教机构的重要产品,这里是指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也就是绩效原则还不那么明显的时代,“可能”就已经是西方出版资本集团的重要商品,并且,那些所谓不符合绩效原则的人文社会科学等知识,包括批判色彩浓厚的知识,“可能”也已然是其据以牟利的商品。这里的吊诡可以分作三个步骤说明:其一,如前所述,除了少数私立精英高教机构,几乎所有(特别是欧洲)大专学府的经费都是(全部或部分)得到政府部门的挹注,但是高校的学术雇员钻研有所得,并以论文形式发表在期刊时,在西方乃至于大多数国家,论文作者均无法,并且也不期待从刊物取得金钱酬劳,有时甚至还得缴交论文的审查、编排、印刷与发行费用。再次,刊物的最大费用如同任何文化产品,就是生产者(论文作者)长期的培育、历练与维持再生产能力所需的投入,这部分的刊物成本已经由高校肩负,生产之外的编辑与审稿工作很多时候,可能也是由高校人员主司(而有很多审稿工作是无偿劳动),其余的技术编排、印刷、发行与管理工作,才是由出版商负责,而这部分占刊物的总成本是最低的。第三,出版商从这些期刊取得丰厚利润,且归为私人占有,而西方出版商通过兼并以占有更大份额的学术期刊市场,从而使其资本有更大的增殖,相比于其他产业,并无两样;如2001年荷兰出版巨子Reed Elsevier以45亿美元购并美国出版商Harcourt General,仅以科学与医学期刊为例,合并后它控制全球此类刊物市场的20%,获利率达35%(其他出版品是20%),旗下刊物从1200种立刻增加至1700种,至2007年则是2000多种,其电子数据库年营业额达80亿欧元。

  

  这种集合众人(纳税人,含学术人)的无偿劳动,却为增殖私人资本而作的吊诡乃至于荒谬的格局,至少在西方(以及图书馆经费过半用来采买英文为主的图书、期刊与电子数据库的高教机构,如港台等)是日甚一日的。如1986至2004年间,学术期刊的订阅费用增长220%,如果只看科技及医学期刊,则1982至2002年订价增加超过600%;1986到2002年,美国的研究图书馆期刊经费增加227%,但只能增加订购数9%,且图书种数下降5%。有人因此预测,假使图书馆经费增长幅度不变,并以2020年为界,则期刊经费可比1986年多12.44倍,但所能购买的期刊种数会比1986年少16%。

  资本积累自有内在动力,总是以席卷更多对象及地理范畴为原则,唯正反相生,资本的增殖过程同时也必然引发抗拒,从而资本逻辑及其反动,也就辩证进行。如果要将学术期刊彻底去商品化,各生产者在完成作品后,可以利用晚近10多年才兴起的技术条件,也就是因特网(互联网),同时将这些作品自行公开上网,任人通过CC授权条款,以非商业方式,自由且免费运用。然而,学术期刊作为一种媒介也在发生“组织”的功能,也就是它在作为沟通与传输信息与论述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其形象与声誉,向读者说明、也争取读者的信赖,表示在其间出现的文论,其主题值得探索,而其质量具有一定的水平(包括经由合适的内外审查推荐,虽然这里也得注意,评审即便公正,也不必然代表最佳或良好质量),从而也远比散落一方的孤零零之个别文章,更为值得青睐。于是,期刊所能够产生的凝聚议题,以及推进知识前沿并促其实践的作用,应该还是理当肯定;特别是在读者时间越来越有限,但各色知识生产频繁而数量濒临爆炸的临界点时,期刊作为知识的组织者与推广者的角色,仍然有其必要。  

  

  

  

  完全个人化的学术论述之网络发布且读者无偿使用,这是学术出版模式的一个极端,另一极端模式则是更为传统,也是大多数学术刊物采用者,即纸本期刊为基础而在纸本出版一定周期后上网,并由读者付费使用。前者最符合知识作为一种“公共财”的特性(论文完成后,阅读者1人或千万人,与论文作者已经投入的生产成本无关),而更接近理想的模式则是减少期刊纸本的印制量与成本,但同时无偿开放使用,且由合适机制总和所有定期出版的期刊,纳编为全文数据库的部分。第一种模式随技术进步而在扩张,理想模式还无法大规模存在,但两者显然依旧无法望第二种,也就是传统模式的项背,原因多端,试举其四:

  (一)完全个人化则学术沟通的有效度将大为降低,假使业余“公民”记者完全取代专职记者,则社会通过新闻而及时且全面“沟通”似乎难以想象,若还能进行的话;

  (二)对于作者不一定有利,作品未得到期刊推荐,因此有可能如同璞玉浑金,得到应有的重视时间,或许可能延长或竟至隐没不彰;

  (三)现有学术与期刊的威望及权力的消极抵制或积极防堵,如果完全任由个人取舍发表与否,则作为学术权力表征的期刊及学术优势社群,也就无从行使权力;

  (四)发表与流通知识的观念变化缓慢,我们对于纸本仍有感情的依恋、感觉纸本刊物的物质存在仍是较高的权威。

  除了以上四类暂时的归因,这里所要讨论者,是相当(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权且称之为第五类因素。在西方,这是指出版商的抗拒(如前所引,毕竟学术期刊是巨大的商品市场,是他们重要的利润来源),以及学术社群(特别是由于历史等因素而掌握更大威权的学术单位)与掌握高教资源分配权力的相应政府单位是否具备足够的认知,在业已承担“生产”学术知识的成本之后,另再匀拨仅及生产所需的小部分经费,投入于这些知识的编辑与流通。

  第五类因素是同一个问题(期刊出版品生产以外的成本,谁来提供)的正反面向,虽然其意涵完全两样:假使出版商出资编辑并使其流通,则其动力总体来说来自于牟利;假使不使其出资,则必须另有给付来源,而无论给付来源是作者本人、作者工作单位挹注、社会捐赠或是政府预算,则为牟利而牟利的动能会低些或减至零,因此就更能使学术知识有更具效能的流通。

  关于这个一体两面的因素,这里提出以下考察,或说假设。西方(英语)学界受害于出版商更早,其制衡的起步也比较早而规模也比较大些,但出版商必然不肯雌伏,已如前引,双方拉锯之战持续进行,还在未定之天。就港台来说,除了少数一两份刊物,不仅新闻传播期刊未曾获利,其实是所有人文理工期刊均无获利的例子,且其编辑至排印与发行大多是学术单位所提供。在数据库方面,台湾以私人出版商经营为主,其营运及盈亏材料有待查访,但这里的重点是,数据库赖以存在的原初期刊,从生产至编印与发行,迄今还是各大高教机构出资所完成,彼此所欠缺者,只是相互串联结合成为,比如,暂且命名为“华文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之类的组合。中国大陆的期刊本身似乎也更是如此,而其免费使用的中华传媒学术网及付费的中国期刊网,在组织效能与论文搜集的广度,比起港台,应该是更为全面,流通也比较宽广。在一定范围内,数据库既然已经存在,则另起炉灶而创设自由且免费使用的学术数据库,还是会遭遇阻力,公与私的利益冲突还是在所难免,但相比于西方,华人学界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舒缓或解决?

  

  通过市场付费方式使用学术期刊,最终仍然是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也就是政府预算所编列加以支付,但市场付费方式致使政府(国民整体)所须承担的总额,显然高了许多:

  (1)出版商的利润通常只增不减;

  (2)使用机构对于使用者的管制成本继续存在,非如此,无法防止非本机构的人在授权地理范围或配分网址以外,使用期刊;

  (3)出版商也必须投入更高的管制成本,如制作加密的版本以防止“侵权”等等。

  除了这些成本,市场价格方式还将致使学术知识的流通无法达到最有效与宏大的水平,这是因为“内容”本身是公共财,刻意以价格排除其使用,是刻意以付费意愿及能力作为是否能够使用的门槛,是刻意以国家支持知识财产权的创造而后制造人为的稀有性,这完全违反经济的最大效益原理。或者,饶舌套句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派信服者或迷信者很有魅力的“交易成本”概念,在互联网的年代,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来流通学术期刊的交易成本,必然远远超过非市场机制。近年来,由美国传入中土的“软实力”说法,那么,如果放弃市场价格机制,也就是允许任何人,只要有需要、只要有相应的硬件设施(时间、电力供应、计算机与互联网),就能使用而不需再于接收使用时,按次、按期刊或按套装组合,于期限内另再付费,那么,显然这些内容就会因为价格为零,是以更有畅行的机会,于是等同有了更大的软实力,足以更大方地展示、招摇或炫耀于世人眼前。

  

  当然,由高教与研究机构编列政府提供的预算,然后由这些机构决定生产与流通哪些期刊,也就是自主地决定哪些类型的论述及其意见倾向,必然得经由公共政策加以创设。但是,这并不是政府直接提供与生产,并且也不妨碍政府自行创设期刊以生产及流通行政权力所想要提倡的(学术)知识。当然,学术社群与政府直接办理的刊物,两种资源的投入与规模,应该呈现何种比例,仍是一个问题,但这里无法再申论。

  这就是班克拉(Yochai Benkler)所说,在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直接提供与分配之外,“分享”作为存在既久的资源分配机制,更要因为传播科技的发达,而要发扬光大:“早先的那些安排也许曾经是最有效率的,或也许是当时生产体系所绝对必须的。然而,在新出现的这些科技条件下,早先的那些安排可能就折损了、破坏了,而不是改进了新科技条件所能生产并提供的财货、资源或功能,社会政策应该以此作为分析对象。这段话与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话语,不无神似之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当然,这两段话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即班克拉将人的动能、政策的动能,召唤了进来:在1995年以前,互联网还不发达,或说还不曾以今日的面貌存在,传统的技术形式(纸本期刊)是学术信息与论点最有效与实时的传播管道,忽焉10余年,光景迥异。学术社群,特别是华人新闻与传播期刊的生产机构是否应该在庆贺于上天掉下来的科技礼物,将我们簇拥到了社会质变的转折点之余,付诸行动,改进当前已经局部而系统尚不完整的学术知识之自由流通规模,使其扩大与系统化?物质的进展总是把意识的变化,抛在老远之外。“根绝一切认知的犹豫”,这是重要的时刻,华人新闻传播学术社群是否能够迎头赶上,采取有效行动,响应传播科技的挑战与实现科技的许诺?

  本文节选自《传媒公共性与市场》

  传媒公共性与市场  冯建三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2015/244.pp

  “大众传媒”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形态,其公共性与市场性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引起广泛争议,作为大众传媒形态,它承载着一定的文化教育功能,而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又兼具逐利的本质。

  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篇为通论,主要讨论传媒的公共性与市场的复杂关系。下篇为个案,作者借鉴了大量西方传播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欧美、韩国等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传媒实际运行情况,进行深度解剖,这部分对中国传媒界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本书文献丰富、观点独到、视野开阔,作者冯建三教授为未来中国公共媒体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来源:http://www.sohu.com/a/151120677_48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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