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决定”还是“内容导引” —中国出版业近代转型动因新探
发布时间:2019/1/4 8:33:07 浏览次数: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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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传统认为,西方传入的铅活字印刷术是导致出版业向近代转型的决定因素。然而,事实上铅字印刷传入后半个世纪内,并未对传统雕版刻书构成多少冲击;直到1900年前后集中诞生的一批“新式出版企业”,才无一例外地采用铅印来生产书籍。本文从“出版物内容”角度,分析“传统书籍”与“新式图书”的本质区别,以及出版特性对印刷术的适配。从而提出:科举制的废除、传统“知识库”的更新,是导致铅活字印刷全面取代雕版、石印的根本原因。中国出版业转型是“内容导引”,而非“技术决定”。
  关键词:出版业 近代转型 铅活字 雕版印刷 科举制
  中图分类号:G239.2


  众所周知,19世纪后半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出版业发生了一次整体转型——由生产传统出版物的官刻、私刻、坊刻等“手工作坊”,向机器生产的新式出版企业快速转变。以往学界认为,西方“铅活字机器印刷技术”的引进,是导致近代出版业转型的根本原因。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铅活字印刷自1812年传入中国后,一直遭遇冷落,倒是1826年石印技术大行其道近30年(1875—1900年)。直到1900年前后,铅活字印刷机才真正为书籍出版者所普遍采用,雕版、石印的“书坊”受到冲击而衰落。②
  有学者指出:早期铅活字印刷技术尚不成熟(字模、铸字、印刷机),较高的技术、成本门槛,限制了中国本土“书籍生产者”的使用。③此说法不无道理。然而,一种先进的书籍印刷技术,是否只有等到完全“成熟阶段”,④才能被采用?实际上,在通都大邑的新闻报馆中早就引进了铅印,而唯独书籍生产迟迟对铅印未加青眼——至少在甲午战争之前,少有传统刻书坊引进铅印技术。⑤那么,新式出版企业“雨后春笋”般集中诞生于1900年前后,原因何在?促使传统出版业“急剧转型”的背后,是否有其他原因?
  一、铅活字印刷机传入早期未能冲击传统雕版刻书的原因
  西方传教士为传播宗教之目的,不断研制中文铅活字,到1860年代姜别利的电镀字模发明,中文铅活字的制造瓶颈得以突破,大量中英文对照读物、字典、汉译《圣经》等书籍被生产出来。然而,直到1898年仍只有极少数中国“刻书坊”采用这项技术。“当时铅印品仅限于教会印刷物及商埠之新闻杂志等品,正式书籍之印刷,仍付之木刻。”⑥
  作为“快速、高效”的印刷技术,为何没能逐步在“官刻、坊刻、私刻”体系中逐步推进、冲击传统雕版印刷,导致“刻书坊”内部渐次发生技术升级?中国本土雕版印刷(及后来的石印术)之“生命力”何在?
  (一)“印数多少”:传教士、官书局采用铅印或雕版的标准
  作为铅活字中文印刷的发明者,西方传教士主要印刷“新式出版物”——宗教类、西学类内容。然而,即使在他们的印刷所,传统的雕版印刷仍被延续使用。
  墨海书馆即是铅字、雕版各占一半:汉译《圣经》是铅印、而西方科学启蒙的书(如:《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仍用雕版印刷。⑦1860—1880年代,“西式铅活字印刷术在华重镇的英华书院,竟然也使用木刻印刷”。像《圣经》《地球图说》出版量大、印数上千的书,以及《遐迩贯珍》《中国经典》这类期刊多用铅印;而印数少的如《耶稣信徒受苦总论》《真道衡平》多为木刻。⑧
  关于这一原因,1880年在江南制造总局印书馆任职的傅兰雅如此解释:
  “(雕版)较铅字活版更省更便……有云:‘刻一木板,较排活板所贵有限,且木板已成,则每次刷印,随意多寡,即只印一部亦可。’此法之便可知矣。若照西法以活板印书,则一次必多印之,始可拆板,设所印者年深变旧,或文字错讹,则成废纸而归无用。”⑨
  江南制造总局财力雄厚,购买了全套铅字(准备翻译印刷“西学格致”书籍),却大多搁置不用,成本是第一考虑:那些印数不多的“西书”,若用铅字排版,耗工费料,不够成本;而雕版刻工价格低廉、速度也不比排字慢太多;随取随印、工序相对简省。⑩——与传教士印刷的取舍类似:“印数少”限制了铅印的使用。
  在甲午战争以前,“新式”西译书读者主要是少数知识精英、洋务学堂学生;数十、数百的印书量使铅字印刷无法突出优势。{11}而上海广学会等机构出版“新闻杂志”、申报馆印刷报纸却大多使用铅活字印刷机,主要是一次印刷数量较大、页数多,且无需再版。{12}
  (二)传统书籍出版格局,决定铅活字难以冲击雕版印刷
  西方铅活字印刷传入之时,晚清的图书市场,仍延续明代以来的格局——经典古籍“四书五经”(官刻为主);文集、方志类(私刻为主);科举用书、农医、唱本小说(坊刻)为辅。{13}这种传统式出版特点,决定了铅活字印刷难以对传统“刻书”产生冲击。
  1.“回溯式累积出版”适合雕版印刷
  由于儒家文化的特性,中国传统书籍生产是一种“回溯式累积出版”:第一,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千年延续,重视“经典版本”(如古本、善本)的保存和校勘;第二,自宋以来的文化学者,均有“重释义经典、轻个人著述”的特点;书坊刻书重视搜寻“版本”;第三,官刻、私刻出版多不计利润,以延续文化为目的。{14}因此,书籍更新速度慢,每年新增书有限;除童蒙读物之外,大部分书籍的印刷数量不大——籍、诗文集及学术类书,每板印制百部左右(翻刻、重刊不算);印刷量较大的经、史、小学、蒙求读物常每次印刷亦不过数百。{15}
  雕版印刷是一种成熟的技术,非常适合传统书籍生产:第一,能更好地保存版本;第二,绝大部分书都有原“版”“本”可循,即便重刻,亦有保存价值;第三,刻板工序简省,当印书种类不多时,刻工效率高;第四,刻板完成后可长期保存,随时取出重印,故此每次只印需要数目即可,以免积压资金(“一版多刷,每刷少量”)。“版可储存,随要随印……有时一板存储几百年,跨越数代”,{16}甚至《千字文》《百家姓》这类图书,亦常有原书刻版储存,有需即印。
  铅活字印刷的优势在于:排成版面后,单页印刷速度快(用印刷机),印书数量越大、页数越多,成本越低;一套铅字所排印书籍的种类越多,成本越低。但是弊端在于:第一,“制版”工序繁琐,尤其拣字、排字最为费工、费时(而刷墨、覆纸较快);第二,前期铅字设备投入大;第三,“一版一刷、每刷多量”,排版后需印完足够的数量,才能拆版归字。对于当时中国普通刻书局而言,所印种类不多、印数不多、卷册又不十分浩繁的书籍,选择排铅字版印刷很不经济。
  1846年,花华圣经书房曾接待一位对铅字印书效率青睐有加的中国官员,委托该馆用铅字排印一种史书稿本,“希望印‘三、四部’,或‘印五十部’”——传教士们开会讨论估算,几位工人排版耗时约需7个月,显然入不敷出。“这件事件充分显示了当时中国人不了解新旧两种印刷术的不同特性与原则,因而导致了一些‘误会’。”{17}
  2. 传统类书籍的内容特点,决定了用铅印排版难度大
  中国传统书籍与近代新式图书相比,一大特点是经、史、文学为主,使用大量生僻字、异体字。汉字常用字大约6000,表意文字4万左右,而连同异体字则9万以上(准备一套完整铅字,需大约20万个字块)。虽然1880年代,中文字模的数量已较初期增大许多,除了常用字外,还制造了“传统小学”专用字模。但是,一些采用铅活字的机构——主要是商业印刷所、上海新闻报馆,仍然经常遇到铅字大小不全时,“则仍不得不借资于木刻之字,匆促填刻”。{18}不能不说与汉字数目庞大有关。
  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拣字和排版{19}:古汉语的复杂、浩繁,对文字精准要求苛刻(历代重视校勘),对拣字工的文化程度、工作细致程度有极高要求。{20}故此乾隆时刻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不得不抽调多名书吏拣字,即是此因,“凡遇大字书,每人一日可摆二版(叶),小字书只可得一版”{21}。而1880年《申报》馆的图书集成公司,用铅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讹脱不堪卒读”,费时却颇久,不能不说与美查忽视了庞大的异体字、罕用字有关。{22}
  与之相比,雕版则巧妙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古籍类书大多有原版可依,普通工人只要照书刻板、依样画瓢即可;校对时发现错误,可抠补单字,故制版速度快、错讹率低,适应重校勘、考证的要求。{23}因此,中国古代刻坊多注重藏书、搜寻有价值的版本,书版一旦翻刻成功,便具有保存价值。雕刻书大多注重书法的美观。{24}
  (三)石印技术弥补了雕版的不足,为传统书籍印刷提升了效率
  石印本质上是一种翻印、转印技术:以相机拍摄底稿,晒石版后上机印刷,字迹清晰,且速度“较木刻速极,所印可万本之多”。石印术兴盛一时(1875—1900),因其技术特点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类书籍出版的需求。
  传统典籍方面:“其法翻印古本书籍,比较原形不爽毫厘,书版尺寸,又可随意缩小,蝇头小楷,笔划判然。时科举未废,故所印书籍大抵细行密字,用便场屋舟车之用”——这是科举类书。{25}同时,千年来读者对“善本”始终青睐,而石印能完整再现(“殿本”“监本”)的原貌,且无刻印本古籍边栏大、字体大的缺点(可裁剪、缩小,成本大为降低,利润是木刻书三倍以上)。故此吸引了大量木刻书坊的加入:比如“专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斋书画谱等”的同文书局、扫叶山书坊,“专印场屋夹带书”的蜚英馆等。石印对传统典籍印刷有极大优势,才能“几取木刻之席而代之”。
  早期“新书”、新报方面:甲午战后,洋务、时务书畅销一时(“杭连大缺,几无买处”),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汤寿潜的《危言》等“洛阳纸贵”;同时新式报章蜂起。而石印作为小成本运作的技术,{26}非常适合“数量、种类皆少”的早期新书、以及维新派办的“半杂志状”的学报。{27}
  总之,石印技术本质上仍属于“回溯式累积”出版的一部分,为传统书籍生产增加了羽翼;同时,对于萌芽早期出版规模不大的“新书新报”,石印也能够胜任。
二、19世纪末“新出版企业”采用铅字印刷的原因

  从出版史可看到这一现象:盛极一时的“石印书坊”纷纷衰落,始于科举制度改革——原有的科举类书失去了市场。{28}而铅活字印刷对传统“刻书业”真正产生冲击,也是在此时。上海新创办的文明书局(廉惠卿)、广智书局(何天柱)、中国图书公司(张謇)、商务印书馆(夏瑞芳等)等,都主要采用铅字印刷那些内容迥异于传统书籍的“新书”。
  (一)19世纪末“知识仓库”的更新与“文化市场”的嬗变
  国人刊印“新书”流通阅读,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变法期间,到处访求西书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为数不少。而当时并没有一家专门的“新书”出版机构,他们被迫临时寻找报馆、刻书坊“代印”。{29}原因很简单,当时传统书籍仍然是主要的知识来源,普通的官绅士子仍捧读经史子集;“新书”主要是上层维新派精英读者所需。{30}因销量少,铅印成本不敷出,于是仍采用传统印书手段。{31}
  而甲午、庚子后,八股和科举制相继被废除(1898年动议“改试时务”,1903年宣布“废八股、改策论”,1905年废除科举),情况大不相同:士子们为稻粱谋,也要阅读西书西报;各省“新学堂”的教材参考读物也几乎尽改为“新学”。对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童生、士子”而言,一场集体性的“知识转向”使头脑中延续千年的“知识仓库”面临革新。
  然而,当时新书数量少,价格昂贵。而洋务、维新时期,广学会等生产的“新书”,种类、数量远远无法满足各年龄、各层次文化学习者的需求。有需求,就有了市场,有了生产者。有眼光的书商,面向受新教育转轨影响的读者群,把出版新书作为主营业务。又由于市场的广阔(“新读者”几乎由庞大的旧式读者群整体转化而来,而且日益新增),“新书”销量较大,故此铅活字印刷机的快速、产量大的优势凸显;高利润之下,成本相对降低。
  19世纪末的“新学”潮流及科举改革,对“出版转型”的意义在于:短时间内为“新式出版”准备了庞大的读者群。
  (二)“新学”图书适合铅活字印刷的原因

  商务印书馆从成立之初就决定采用铅活字印刷:“敝馆建设十余年,知中国教育前途日益发达,所有赖于印刷术者甚亟,因向外洋运入各种纸墨及印书机器等件,以应全国之需”。铅活字印刷的选择,与“教育发达”紧密相联。
  沈括在《梦溪笔谈》提到活字印刷术时说:“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32}虽然单页排版工序较为复杂,然而当印刷数量大时,活字印刷速度快于雕版。而“排版印书,拆版归字”的循环,比雕版节约了工料和空间。
  新式图书(“新书”),最初指那些翻译成中文的“西学”书籍,随着西学东渐、国人著述日益增多,“新书”涵盖所有“新式学问”(即近代文化知识体系)的书籍。这些迥异于传统科举类及四书五经的图书,有一系列的新特征,使其更适合铅印,不再适合雕版、石印:
  首先,内容上与普通传统书籍不同。“新书”一般单册容量较大;而生僻字、异体字极少使用;常常涉及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公式等;许多由日文转译过来的新书,本身已是铅字横排;加之书法美观要求小。这使得铅活字印刷能够“扬长避短”:拣字难度大大降低,制版速度大为提高。
  其次,图书种类丰富、更新速度快、印数大。由于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齐全,书目种类丰富。随着新学制的建立,教材体系日新月异,故此每年新印刷的书种类倍增。{33}同时,由于“新学”是移植而来,没有传统积累和庞大的“原书存库”;新式读者的数量又有增无减,一般新书的印刷数量与日俱增(通常成千计算)。{34}这些对于以“效率制胜”的铅活字印刷,十分适用。
  雕版技术在上述情况下,自然优势尽失。而石印不适应大量、种类激增的图书印刷的缺点也充分暴露:当新书无原版可拍照之时,石印需先誊写清稿,后续拍照、晒版,拖胶、上墨、水洗等;加之“印石笨重”{35}、较易磨损,对于万册以上的大量印刷难以应对。
  因此,商务印书馆等以“新式图书”为主要出版物的机构,无一例外地均以铅印——这种适合机械化、大规模出版的技术(而仅仅在印刷古籍、插图时仍使用石印)。至此,“新式出版业”才真正与传统书业分化开来{36}:规模化生产与“资本化”并行,出版企业完成了“质变”。
三、结论与思考
  本文实际探讨“外来新技术‘落地’的条件”问题,进而试图引发几个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中国传统印刷术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意义、“近代新出版”的真正内涵、“技术进步”与“社会需求”二者的关系。
  (一)结论:是“内容导引”而非“技术决定”
  西方铅活字印刷术作为西风东渐的产物,本身与西方思想文化产品、西书西报捆绑而来,其在古老的中国是否有落地的土壤?——以往较少有专门重视。对于“铅印术为何在19世纪末才推广应用到书籍生产?”这个问题,一般仅从字模、铸字机、纸型等技术“不成熟”的角度解释,却很少注意到:铅字术的推广使用,恰好与一个现象同时出现——即1900年前后“新式图书”的大量兴起。人们很少从“印刷”的对象(书籍)本身的特点、差异等角度去考虑。
  本文则提出:不同类型的印刷术,适应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内容”{37}——传统中国古籍类为主的出版,其内容特点不适合铅字印刷,而雕版、石印对它更有生命力;“新式图书”则正好相反。新式图书与传统古籍类出版物,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内容、所用汉字的数量:古籍类图书涉及汉字数浩繁,而新式图书较少用古语僻字——这直接造成“拣字、排字”这个环节难度的天壤之别(字模数、铸字机速度,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外,在图书种类上,古籍类图书是“回溯式累积”出版,而新式图书是“代谢更新型”;在数量上,新书印量也往往较大。这些差异导致铅活字印刷术能够最终压倒雕版、石印。
  铅活字印刷的应用,有其特定的条件——大规模的“新式图书”生产。以往学者认为,铅活字印刷机从生产效率上,比雕版具有绝对优势,只是因为早期字模、铅印机等“尚不成熟”,故推迟数十年才“本土化”。而事实上,自1860年代姜别利发明电镀字模、铜版后,中文铅活字造字难题基本解决;{38}而1913年引进的电动铸字机,主要解决的不是铅字“不敷使用”的问题,而是排版后立即“回填”、以便后续排其他版的问题{39}——这对拣字难度高、印书种类少的传统书籍,无太大意义。纸型技术主要是解决铅字块保护、版面保存、多机并印等适应的也是印量大、种类多的现代出版。{40}故此,当晚清中国传统书籍仍占主流之时,铅活字印刷本身缺乏应用“土壤”。在1912年以后,新式书局印刷卷帙浩繁的古籍《殿版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使用的仍是石印、影印技术,而不是铅活字。{41}而民间的雕版刻印传统书籍,至少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42}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印刷技术与“出版物内容”有密切关联。
  在1900年前后,延续千年的中国出版物其内容结构发生了剧烈“质变”:由“经史子集”为主,向以自然、社会科学类“新书”为主——这为铅活字印刷准备了土壤,传统的刻书坊才纷纷衰落(假如没有这个变化,则铅印技术再“成熟”,也未必能淘汰雕版、石印)。{43}“近代出版业转型”{44}是“内容导引”,而非“技术决定”。
  (二)思考
  1. 雕版印刷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钱存训曾指出:“在古代中国,(雕版)印刷术成为一种维护传统文化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45}。雕版印刷千年来适应了传统书籍生产,是支撑后者的技术基础。
  如前所提,中国传统出版是一种“回溯式累积出版”。儒家文化体系千年延续,出版的文化典籍亦汗牛充栋、流传久远。历朝历代的著作家、出版者只是在不断地完善、丰富这一庞大的传统“知识仓库”,而非质变式代谢。同时,读书人出于尊重典籍、注重版本,常常不惜代价搜求经典予以刊刻,并且刻板长期保存。官刻、私刻出版的主要目的是文化传承,连盈利为主的“坊刻”也围绕“举业”、童蒙用书,是庞大的儒家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出版史学者王汉章指出:“我国出版事业,向系专恃木刻……约分殿版、官版、家刻、坊刻……数千年中国传统之文化、历代递嬗之学术、专家精神之寄托,胥为利赖,以资传播……”{46}
  2. 出版业“近代化”之意涵

  商务印书馆等“新式出版企业”,区别于传统出版业的“新质”何在?主要是技术革新,还是出版物的内容?{47}
  考察1898年后新式书局的“历年书目”:西方学术体系之下,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教科书、工具书……种类丰富、更新迅速。起初是译著较多,后来是国人自撰“新书”增多,这些出版物在内容上迥异于从前,表征着“知识仓库”从传统向近代(“西化”)的转变。因此,传统出版业的主要特征是“内化自生型”的文化生产,回溯式累积式;重视典籍、更新缓慢;固化的知识体系,维护思想文化的稳定。而近代出版业则是:全新、开放的知识体系,边界不断扩展;重视与现实的关联;作用是传播知识文化,促进思想文化变革。
  印刷技术是适应不同的出版文化而存在的,出版业态的内容是根本;“技术因素并非现代出版起源的决定因素,它仅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48}中国出版业“近代转型”的主要意涵应在于此。
  3.“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认为:科技的发明影响社会生活的改变……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而“社会决定论”则认为: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科技的发展,而非技术影响社会。{49}
  以往学者大多从西方历史经验出发,将印刷技术作为出版业近代化的起源,其逻辑是:印刷机提高了生产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使得大范围传播成为可能(出版市场不断扩大)。实际上,出版是一个复合系统,包括技术、产品、经营方式、读者对象、目的等,出版业态变化背后,涉及复杂的社会因素。更重要的是,印刷技术并不是一种普通的生产力——它的对象是“文化产品”(书),所谓“生产效率”高低,并非绝对,很大程度受制于“出版物内容”。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土壤之下,铅活字机械印刷的“效率”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并不完全是印刷术影响社会变革,各种社会因素也是促使印刷术发展或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50}本文认为,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土壤,及“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导致西方印刷术传入后的“反应过程”与西方不尽相同。只有跳出单一的“技术思维”,才能解释中国出版转型的一些关键特征。
注释
①叶再生等学者持此观点,早期代表性论述是《概论马礼逊的中国语文字典、中国最早一家现代化出版社和中国近代出版史分期问题》:“铅活字机械印刷技术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中国出版从手工复制发展到机械化生产……引发了出版业性质、机构、出版物内容……等一系列变化,促使现代出版业产生质的飞跃。”《出版史研究(第一辑)》,《出版史研究》编辑部,1993年版,第12页。
②这个“反常”现象,出版史专家宋原放提及:“铅活字印刷机传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仅仅在传教士印刷所里印刷《圣经》,雕版印刷一直沿用到190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等才真正采用西式印刷机出版图书……”宋原放:《关于中国编辑出版史的几个问题》,《出版科学》1994年第2期。
③吴永贵:《中国出版史》(下册),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44页。
④铅活字印刷机于19世纪末并未有明显技术突破,见本文后述。
⑤纸型早在1890年上海的修文书局(日人开办)就应用,直至1900年商务印书馆收购该局时才使用。而每小时生产千万字的高效铸字机,民国年间才生产出来。
⑥{18}{25}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⑦根据“墨海书馆印刷出版书目(1844—1847)”,见《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185页。
⑧美华书馆的《地球图说》,虽然是新书,但极受欢迎,从1847—1856年共再版四次,总计13200部。见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270页、422页。
⑨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载《格致汇编》。转引自张志强著:《江苏图书印刷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⑩清朝康熙年间,雕刻工的工价是每百字银八分,据张秀民考证,仅可供三四个人吃一天的饭。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68页。
{11}1880年代以后,官书局中铅印书的种类,以通行的法律、军事书为主,发行量较大。
{12}“杂志报章倍出,实直接促进印刷之事业”。见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6页。
{13}清代的畅销书市场,参考郑士德著:《中国图书发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517页。
{14}传统类刻书者,有许多并不是为了售书,而是为了保存文化,自行刻印,有的校勘刻完,仅印数本。
{15}{16}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17}苏精:《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37—439页。
{19}当时欧洲的排版工人工资极高,绝大数工种难以企及,也是因为排版难度大,对工人文化程度、细致、责任心要求高。
{20}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检字工的速度“平均每小时可排一千至一千二百个字,最快的甚至可排一千八百至两千个字”。见杨晖著:《照相制版与平板印刷的原理和实用》(上),(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7页。
{21}金简(清):《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8页。
{22}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6页。
{23}明代雕版的速度,按《宋学士文萃》共12000字,六人分写纸样,刊刻工人历时52天刻成,两人平均每天雕成一板。见钱存训前引书第167页。
{24}民国以后,商务印书馆曾屡次探索仿古字体的铅活字,以提高铅印本的美观和鉴赏价值。
{26}石印书局资本大多在5万以下,若出版大部头书籍需联合“合股”出版。见杨丽莹著:《浅析石印术与传统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以上海地区为例》,《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
{27}维新运动期间的学报半数以上是石印的,如《时务报》《经世报》《实学报》《蒙学报》《农学报》等。
{28}“科举既废,新政肇兴,革装书籍,挟新思潮以输入,治版印刷,盛极一时,故藉陈编,束之高阁,而石印书亦受影响。”《扫叶山房石印书目序》,转引自《中国印刷史史料选集·装订源流和补遗》第358—367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3年版。
{29}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的《中外纪闻》,即交“京报”坊代印,当时京报坊使用的是传统木活字(大约是因为当时北京较上海落后不少,铅活字印刷机还未抵达京城)。
{30}《上海县续志》载:上海求志书院,藏书书目几乎全为经史典籍,可见1896年的通都大邑也并非随处可见“新书”。转引自潘光哲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9月版,第94页。
{31}比如1894年首刊的《盛世危言》,“大为书市获利,到1896年,各处翻刻约已销1.5万部”。《校邠庐抗议》成为畅销书,文化市场上出现众多石印本,价格便宜(约4角)。“新书”读者日增(“知识仓库”开始蕴育萌芽)——当时多以广学会出版物为多,其委托一些石印书坊代印。更有用雕版刻印的“新书”,价格一路增长,劣质石印盗版现象屡见不鲜。见潘光哲著:《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1833—1898)》,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315页、281页。
{32}清中叶排印《古今图书集成》等选用聚珍版,乃因卷帙浩繁、书种类多,若雕版则费工、费材,版本占大量空间。
{33}例如商务印书馆早期的教材种类,就有500种之多,见汪耀华编:《商务印书馆史料选编(1897—1950)》,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1页。
{34}据统计,全国翻译出版西学书籍的数量(不含宗教类)1860—1899年共计555种,年均出版14种;1900—1911年,总共1599种,平均每年145种。引自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35}净雨:《清代印刷史小记》,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57页。
{36}1900年后,上海书业出现了新、旧阵营的分化。商务、中华、世界等书局资本额在二十万以上,均为铅印。而十万资本以下的则全部是石印局、刻书局,“适合小规模的石印术,将出版的重点回归到需求量小的传统旧书籍”。
{37}晚清郭嵩焘即言:“西人刻书,喜用活版……大抵木版活版,各有利弊,不相掩也。”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见钱钟书主编:《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08页。
{38}“应用西方技术印刷中文,到姜别利时电镀技术,初步掌握了大量、快速而便宜的中文活字生产方法……”1866年美华书馆出售铅活字价格是403元一套,1867年起,每年出售铅字、印刷机、纸张油墨等价值1869—5990元。其顾客包含在上海本地活字印刷所,以及在苏州地方开办活字印刷所的官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4年版,第411—563页。
{39}将印版整体作为铅料投入到铸字机中,铸成统一的几种铅字。在铸字机发明前,原印版一页上如有三百个不同的活字,拆版回填时,至少需要在字架上寻找三百个不同的位置。而铸字机则批量铸成某几个字,回填难度降低。清末一直应用的手拍铸字炉每小时铸字速度仅为数十,不断改进之后才达到数百,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且出字之后还需要技工对铅字进行修整,才能使用。许静波:《制版效率与近代上海印刷业铅石之争》,《社会科学》,2010年12月,第157—164页。
{40}纸型早在1890年日本人的修文书局(上海)即应用,到1897年商务收购该馆时才继承该技术。
{41}“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转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气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收藏,字大则能悦目”。《〈四部丛刊〉刊成记》,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
{42}民国时期仍然雕版刻书的机构,重要的举例:刘承干的《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在上海刻到民国十四五年才止,从外地刻到上海的也不少。见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编:《历代刻书概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
{43}仍有一部分使用雕版技术的“刻书坊”,继续留存到民国以后:它们在出版物上改变不多,反倒更突出了传统的内容特质(古籍字画)。新式出版技术没有渗透到它们内部。
{44}铅活字印刷术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需要资本的相对集中,“新式出版企业”于是诞生。见芮哲非著、张志强译:《古腾堡在上海(1876—1937)》的第三、第四章,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45}{49}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
{46}王汉章:《刊印总述》。转引自张静庐:《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页。
{47}魏玉山曾指出:“使用铅活字、印刷机械不等于现代出版”;甲午战后出版物的内容明显变化……商务印书馆对“现代出版”的意义在于——前所未有地把现代出版的“形态”和“内容”相结合。魏玉山:《关于中国现代出版业诞生的问题》,《出版发行研究》1999年第5期。
{48}有学者就西方印刷史指出,“对出版业本质变化起直接决定作用的,不是印刷的机械化”。王清:《技术因素对现代出版起源的作用与评价》,《新闻出版交流》,2001年第2期。
{50}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第264页。
〔作者单位:曹晶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传统文化与史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万安伦,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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