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实务|基于学术出版伦理的AI创作物可版权性探讨
发布时间:4/11/2019 11:33:31 AM 浏览次数: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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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简称AI)技术快速的发展,AI创作物的数量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探讨其版权保护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通过对AI创作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进行讨论,建议采用AI创作物监护人制度,采取有限制地赋予版权的策略。AI创作物监护人制度尊重绝大多数国家对知识产权立法精神,能够保护AI创作物的权利,维护学术传播过程中的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也具备法律上的可能性。AI创作物监护人制度遵循责任和义务对应的原则,将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防范人工智能创作在出版传播过程中的失范,有效地化解AI创作物版权问题的疑难杂症。
  关键词 人工智能创作物;著作权保护;作品监护人制度;学术出版伦理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为人提供巨大帮助和便利的同时,也向人类文明社会几千年形成的秩序和规则、伦理和法律提出挑战。如何面对伦理困境、法律滞后,保障社会安全、防范技术异化和滥用,维护人的生命和尊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1]。AI的发展将引发社会许多领域颠覆性的变化,文章仅就学术出版中关于AI创作物著作权的内容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

缘起:公共事件引发的AI创作物版权争论

  近年来AI领域发生了许多公共事件,如世界排名第一的围棋冠军柯洁多次对弈AI棋手,均以“惨败”告终。2017年5月19日由微软AI“小冰”创作的诗歌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在北京发布出版,被称为首部100%由人工智能创作的诗集,并声明“小冰因其自身所见所感而创作的诗歌及音乐作品,同样拥有版权,身为人类请勿抄袭”[2]。AI创作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被提了出来,此前,AI创作的音乐、绘画以及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大量AI创作物的权益是否应该被保护等问题同样需要社会正视。
  AI 具有强大的资料梳理能力,依据复杂的算法能快速生成成果。Facebook、Google、“今日头条”均已深度介入,算法已在传播新闻信息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3],如AI能在地震被监测到的3分钟内自动创建新闻稿件并报道出来等[4]。而“文学天才”小冰似乎并非完全依赖于机器的既有程序功能,非理性的交互学习能力使其创作的作品似乎还附加了情感的成分[5]。随着AI的发展,机器一旦完善了自学习能力,通过视觉(画面)、语言(对话)人机交互学习,并依托“情感计算框架”的技术,逐渐进步,完成高质量的学术创作并非不可能。AI创作物与人类创作作品可达到一定的相似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AI将能挑战人类的创造性。
  对于是否授予AI创作物版权保护的问题,存在支持和反对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6]。人借助机器设备(如高智能照、摄像机等)创作完成的作品,不论人的贡献及设备的因素孰轻孰重,只要其核心内容为了表达人的主题思想和情感,设备仅扮演技术支撑的角色,那么其版权明确,归属也很清楚,由于人的主导作用将其版权被主张保护并未曾引起争议。但AI的发展挑战了这一传统理念,主要是因为静态、批量生产的标准产品被个性化的AI产品取代。AI动态的人机交流和学习功能使其作品具有了创新性的可能。人类在其中的贡献越来越小,有时候仅仅是一些如“开机”、点击鼠标按钮或者几句语音命令之类的简单操作,便能“生产”出与人类创作作品极为相似的成果,更重要的是,AI创作的每一首诗词、乐曲,每一幅绘画甚至可以具有唯一性。虽然AI不能取代人类的思想和情感,但其创作物表达出的与人类思维的相似性、甚至著作权法关注的创新性都可由AI部分替代人类完成,这便是AI创作物被主张版权的合理性的依据。就AI创作物而言,如果仅针对其形式构成要素,讨论是否符合各国现有《著作权法》《版权法》的要求,就草率地决定能否给予版权保护,就违背了著作权的立法初衷。从著作权法的产生根源、正当性及立法价值作为切入点讨论AI创作物是否应该纳入著作权法保护才是应有的态度。[7]有观点认为,“符号性知识表达的人工智能技术的本质仍然是一系列复杂的算法,尚且不具备自我思考的能力”[8],不具备自我思考能力的AI创作不可能产生唯一性的作品,以此来区别人类创作与机器创作。但当AI发展到具有“类似于人脑神经网络的人工网络范式,以及模拟人类进化的自适应机制的移动机器人范式”[9]时,AI将达到一个新高度,无限接近人类思维的创造。这时再静态地以作品的形式表现,讨论是否应该授予版权保护就显得过于简单机械了,哪怕增加作品是否具有创新性以及唯一性的附加条件,也难以区分人类创作和机器作品,由此讨论是否应赋予版权违背了著作权法的立法前提。

困惑:AI创作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

  有学者困惑,“不授予人工智能创作物以版权,最明显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法律修正的成本。传统的版权体系得到了形式上的维护,劣势在于《版权法》将无法回应人工智能技术所造成的冲击”[8]。目前,大部分学者的讨论都着眼在AI创作物的形式要素上,较少涉及AI创作物的学术伦理。作者认为,学术伦理直接关系到AI创作物的存在模式和未来发展,要回答其作品是否具有可版权性,不能回避AI创作物伦理问题。
  学术伦理应当成为学术界的职业道德规范,并为全社会所关注,但学术伦理并不能完全体现在成文规范和法律之中。社会科学未必能与科学技术同步发展完善,特别是法律条文、规范准则有一定的滞后性,学术伦理更多地存在于学者的自觉、自律的行为中。AI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干扰人性的本质,破坏既有的规则。例如,算法式新闻在普及的同时,假新闻也开始泛滥,而主导方却将责任推给算法,归咎于技术的不完善以负责[3],类比学术界使用AI出现错误却无人承担责任的话,将严重扰乱学术研究和出版的正常进行。学术责任更多地属于学术道德的范畴,道德有其责任主体,机器不可能具备承担道德的责任要素。AI也一样,AI只是仿真的机器人,此处的“人”与传统意义上的“人”有着本质的区别。AI进行储存、分类运算和综合处理信息的能力仅限于探讨其产品,仍然属于服务人类的范畴,具有生产的属性。但如果人工智能通过模拟生命的自适应机制自我进化[10],则具有了个性特征,创造性便被释放,可以无限接近于人类大脑的工作原理,其成果作品不仅在量上甚至在质上都将可能接近或者超过人类作品。而AI的机器属性存在容易造成对学术伦理判断的失衡的潜在威胁、导致传播价值的失范,却无法承担相应责任的严重后果。因此,在AI技术越来越强大的当下,机器学习和生产的伦理观、价值观理应得到高度重视,法律法规也要随之配套完善,尽量规避由科技革命可能给人类带来的风险。
  长期以来,学术的重点是创新性。一般具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包括论文、著作等都会通过发表出版,传播过程中的首发权宣示创造性成果的所有权。如果将来的某一天,AI通过交互学习,进步到在一个或者多个方面超过了人类作品,其创作物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又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创作作品相似时,该创作物是否可以被赋予版权呢?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不论是英美法系的“版权”还是大陆法系的“著作权”,其理念定义的差异很小。我国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著作权即版权”,立法的基础是对作者权利的保护。这种权利除了物权,即我们常说的财产权外,还包括作者的精神利益和人格的外化,即伦理层面的名誉权。作者可以是法律上的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等社会组织,作者应该是“依法能够独立享有法律权利和承担法律义务的人,而要成为法律主体则意味着必须具备法律人格”[11]。AI创作物的主导者人工智能是机器,不论其智能化程度在未来发展到多高,都不可能具备法律意义上的人格。从逻辑上来说,AI创作物即使符合知识产权的全部形式要求,也不可能独立享有法律权利。因为法律权利和责任是事物的两面,主张权利的同时也要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换句话说,在保护作者利益的同时,还要尊重社会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特别是对公共利益的保护。
  著作权具有民事、刑事双重权利和责任属性,为AI创作物主张著作权没有法理依据。若某一品牌、某一型号的AI机器人“创作”出有违法律并对社会造成伤害的作品,受伤害的人向谁追责呢?若追究生产该AI产品的厂商的责任显然不符合逻辑,这如同刀被用来伤害人,被伤害者要求刀的生产商承担责任一样,是说不通的。若向该AI机器人追责则更无法操作,因为机器人没有能力承担责任。这便是直接赋予AI创作物的著作权可能会出现的逻辑混乱的状态。现有社会的规则、伦理、法律将被颠覆,轻则说权利、责任丧失了行为主体,重则将可能会导致人类社会毁灭性的破坏。霍金先生认为“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终结”[12]的观点和公元2600年人类将被人工智能超越,被迫逃离地球的预言,会是人类的宿命吗?这种灾难人类难道不可避免吗?如果仅就科学发展规律来说,也许霍金的预测是对的,但伦理、法律的介入,完全可能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熔断这一人类发展史的灾难。
  AI创作物即便满足了《著作权法》规定的全部形式上的构成要素标准,也只能说创作本身具有了作品性。无论AI创作物与人类作品具有多高的相似性,由于其行为主体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完全行为责任人地位,不能独立承担伦理、道德义务,更不能承担民、刑事责任,所以为AI创作物主张版权权利的观点不但有悖于知识产权,也违背了立法初衷。因此,由于AI不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故其不能独立主张著作权。

对策:探讨AI创作物版权的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组织的作品,无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作品首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各个国家的著作权立法都是基于保护人(作者)的权利、义务,例如德国《著作权法》(2009)第2条:本法所称著作仅指个人的智力创作,美国《版权实施第二次纲要》(1984):“作者资格”必须能追溯至自然人才能获得版权保护[9]。依法享有法律权利并承担法律义务的人才具有法律人格[11],满足版权的必要充分条件:一是作品的作者必须是人,二是作品的学术创新性,这样才符合法律条陈和伦理精神,二者缺一不可。故AI创作物不能被简单地授予版权。
  目前AI创作物虽然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由于其先进性、与人类作品的相似性以及其独特性可以承载利益要素,特别是随着AI科技的发展,其创作物类型必将越来越广泛,数量越来越多,毋庸置疑能替代人类的部分工作。如Stephen Thealer设计的机器成功地创作了超过11000首新乐曲以及在伦敦泰特美术馆展出的Harold Cohen的AARON软件完成的绘画作品[9]等,这些作品的价值既具有名誉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不仅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还可以转化为财富,但由于创作者属于非独立权利人的机器,目前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针对学术作品,除了作品带来的经济利益外,还会出现更多、更加复杂的诸如学术首发权、署名权等学术伦理上的纷争。AI创作物的版权问题如长时间不能形成共识、得不到保护,势必会影响、制约AI全行业的发展。
  社会的快速进步,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让AI创作物将不断颠覆社会的认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已经超出了既有法律框架和伦理范畴。机器科技发展的同时,法律、伦理也要同步建立,只有在人类对AI的制衡机制逐步建立、健全的背景下,世界才能平衡协调发展。针对AI成果保护的难题,王果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他不认同AI创作物属于创造性智力成果,但为了保护投资人的付出和资金,认为可以纳入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范畴。[9]笔者认为,仅仅将AI创作物纳入著作权法中的邻接权范畴还不够,AI科技涉及的法律、伦理内容繁多,本文仅基于学术出版伦理,就AI创作物的知识产权对策给予讨论。
  在2017年4月13日举行的“2017人工智能、技术、伦理与法律”研讨会上,围绕人机关系、机器权利、AI优雅、AI治理等展开研讨[13]。2017年10月,沙特阿拉伯授予美国生产的机器人索菲亚公民身份,开创了历史先河,在法律伦理未能同步建立时,这一行为目的更多的应该是新闻事件的炒作。但无论我们是否愿意,AI权利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为机器争取权利或者授予权利却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发展科技的目的是为了造福人类,AI永远不能也不应该成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不能让技术异化,否则会挑战人类的权利和尊严。早在1950年时,阿西莫夫在其机器人学三定律中便明确提出第一定律即“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可以说是机器人学发展的最基础操守而为众多研究者所采纳,也应成为人类对机器人或AI的基本观点,这其中的伤害人类个体行为应随着时代和科技发展拓展至智力产品的保护方面。而在其设置的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和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中,则不难看出其对机器人的功能设定和权利保护。如果将第二定律视为AI功能定位为服务人类依据的话,那么第三定律则是在一定程度上为AI创作物争取权利的依据,但无论是功能还是权利都是建立在AI为人类服务基础上的。机器人学三大定律的设定,不仅表明机器人不具备独立完整性,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使用者或拥有者与机器人行为之间应具备某种形式的制约关系或管理责任,近来“今日头条”基于  算法的新闻推送广受诟病时将责任归咎于算法而不被大众认可也说明了这一点。
如上所述,赋予AI创作物权利存在诸多法律和伦理上的疑难,如不赋予其权利同样存在许多矛盾难以解决。笔者的观点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限制地授予AI创作物一定权利又不违背伦理。具体来说,参考现有各国的法律中的不完全行为能力(责任)人的相关条款,如将AI权利类比未成年人的权利,由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监护权利和责任,是一可行之路。该监护人可以是AI创作物权利的拥有者,也可以是AI的使用者,一旦AI学术成果以发表或出版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传播或主张权利时,必须同时并署监护人的姓名、单位等信息,按完全行为人(自然人)发表作品时的要求署录。监护人与被监护AI创作物之间除了技术上的合作关系外,伦理层面是主导与从属的关系。明确AI的限制行为能力角色定位后,再划分责任、权利就相对容易了,并具有了可操作性。例如,制造厂家只需要把AI当成产品进行定位,不管其智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它和我们目前使用的电视机、照相机等产品的角色定位都是类似的,只需要严格按产品规范、标准进行生产,控制质量即可。而对于使用者来说,AI的初始角色只是一台机器、一件工具,只有当其希望为AI创作物主张权利、联合署名发布(发表)AI创作物时,其角色才自动转换为监护人。彼此间的民事权利可以参考既有法律的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相关条款,而刑事权利、责任需要由法律界进一步研究后制定规则。因为涉及刑事权利、责任的问题更加复杂,简单套用相关法律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对应条款不妥,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类的安全不受人工智能的侵犯和伤害。
  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规定:只有人类创作的作品享有著作权。AI创作物监护人制度若被采纳,不但顺应了这一立法精神,而且较好地解决了著作权法面临的新问题。监护人措施的实施可以有效地避免AI创作的作品被盗用而无法追责的困惑和尴尬。AI创作物一旦被监护可视为《著作权法》中的合作作品,其权利、义务均由监护人承担。监护人作为责任主体,在作品发表时有必要注明创作该作品的“工具”信息,如AI品牌、型号、生产厂家或软件名称、版本以及编制者等,便于学术成果的利用和溯源。
  在现有法律和伦理的社会中,AI创作物监护人作者制度既能给社会运行解决已出现、即将出现的问题而又限制其可能的破坏性问题的产生,且最大限度地尊重社会的已有规则。虽然目前AI创作物监护人作者制度只是一个尚不成熟的设想,但与主张完全赋予AI创作物版权和不赋予AI创作物版权的观点相比较,具有较强的建设性,既解决了AI发展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又不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成本,更加不会对社会造成破坏。

结论:采用监护人制度有限制地赋予AI创作物版权

  综观世界各国《著作权法》《版权法》的立法宗旨和相关条款,主张版权的作者资格必须是人或由人构成的社会组织。而AI创作物即便在形式要素和内容创新上与人的作品完全一致,也不具备可版权性的法理依据。为机器主张版权在伦理上、法律上都是说不通的。就权责关系来看,AI是机器不是人,没有灵魂,不能要求其具有道德伦理,也不具备独立承担责任和不良后果的基础。只有为主导AI的人赋予其法律、伦理底线,以制定标准、规范等措施加以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创作出有利于社会发展进步的AI创作物。
  当AI创作的数量越来越多,涉及领域越来越广时,一直回避AI创作物的可版权性也会影响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赋予AI创作物的著作权保护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文章建议采用AI创作物监护人制度,有限制地赋予版权的策略,以便能有效地化解AI创作物版权问题的疑难杂症,在尊重绝大多数国家对知识产权立法精神的基础上,既保护了AI创作物附属的权利,又维护了学术传播过程中的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并探讨了法律上的可能性。AI创作物监护人制度遵循责任和义务对应的原则,将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和代价,有效地防范人工智能创作在出版传播过程中的失范。在厘清AI创作物价值的同时,界定作者的名誉权,保护作者的财产权,并规范作者的社会责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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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nzMIEkgDymRXsSl1ESI6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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